游走在“忠”“义”两极的宋江

安徽肥东第一中学 崔孝斌
　　
　　宋江是《水浒传》中的关键人物，具有鲜明的个性。纵观宋江的生活轨迹：他由一名效忠封建统治者的县衙小吏成为义军领袖；又由受人爱戴的义军首领变成统治者的忠臣。而在这巨大的变化中，宋江渴望“忠义两全”，但命运捉弄人，他始终游走在“忠”“义”的两极，常常陷于两难的境地，内心痛苦不堪，最终酿造了个人以及整个梁山事业的悲剧。
　　
　　作为一个军的领袖，宋江之所以深得江湖英雄的人心，是因为渗透在他的性格里的那种重“义”的特色。他平等待人，仗义疏财。“但有人来投奔他的，若高若低，无有不纳，便留在庄上馆谷，终日追赔，并无厌倦；若要起身，尽力资助，端的是挥霍，视金如土。”宋江身为县衙门里的押司，他“刀笔精通，吏道纯熟”，却不仗势欺人，相反，却“好行方便，每每排难解纷，只是筹全人命”，这就赢得了“上下敬爱，满县没有一个不让他。”他豁达大度，不计私仇。在漂泊江湖期间，宋江屡遭坎坷。在清风寨被俘时，险些儿让燕顺、王英、郑天寿做醒酒汤吃；在揭阳镇上，遭受穆氏兄弟的追赶；在浔阳江上，又险遭张横的害命。可是当宋江得知要害他的人均是江湖好汉时，他不但不计仇于他们，相反却与他们亲如兄弟。以致以后在梁山上，这伙人都成了宋江的忠实朋友和得力助手。他富有才能，以义感人。小说中所写的打无为军、打祝家庄、打高唐州、打曾头市等一系列战役，完全是宋江指挥筹划，既机智果断，又讲究策略，处处显出他具有的组织才能和军事才能。再者，小说在写到宋江一伙在俘获呼廷灼等人后，宋江并没有严刑拷打，而是以义感人，促使被俘之人愿意降服。其实，日后的关胜、董平等人的受降，都是感于宋江“义气深重”上的山。
　　
　　但宋江的“义”没能为兄弟们开辟一条光明大道，甚至没能保全他们的性命。因为宋江骨子里渗透着对朝廷的“忠”，他的“义”不同于一般绿林道上的朋友的“义”。江湖义士为了义气，什么皇帝老子都可以反，而宋江却不能与他们一样率性而行，无法无天，蔑视一切权威和制度。
　　
　　宋江出身于一个中小地主家庭，自幼曾攻经史，深受儒家的正统教育。儒家那一套纲常伦理、修齐治平的学说深深地扎根在他的思想里。饱受儒学熏陶的宋江必然会恪守“忠孝”，宁愿舍弃朋友义气相助，甘愿流放江州受苦，也不愿上梁山落草，不愿上逆天理，下违父教，落个“不忠不孝”之名。宋江心里对封建朝廷始终抱有幻想，有着经邦济世、建功立业的抱负，他下不了与统治阶级决裂的决心。醉心“功名”的宋江宁愿浪迹江湖，吃尽流寓之苦，也不愿上梁山落草与江湖义士为伍。后因他在江州浔阳江边的酒楼上喝醉后，出于一时的激愤，曾题下反诗。此事被黄文炳告发，被捕下狱，险遭街头戳尸之危。当以晁盖为首的梁山义军把他救下时，他才向晁盖表示要“死心踏地”上梁山。其实，宋江题反诗之举只是出于酒醉之后一时的激愤，未必真有的打算。不管宋江如何怀才不遇，愤世嫉俗，要他落草为寇他都不干，更何况要他，他之所以后来上梁山纯属无奈。宋江上梁山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聚义厅”改名为“忠义堂”，为何到了宋江做第一把交椅时却要加以改名呢？不言而喻，这是受其“忠君报国”的思想影响。虽一字之差，却代表着两种大相径庭的思想。
　　
　　出于“义”，他“担着血海也似干系”私放了晁盖。当晁盖们擒何涛、俘黄安，上梁山后，他又着眼于“忠”，认为这“犯了大罪”，是“灭九族的勾当。”宋江从江州法场走上梁山，但又认为这不过是“借得山东烟水寨，买来凤城春色”，“专图招安”、“曲线救国”的权宜之计，不厌其烦地宣称“权借水泊避难，专等朝廷招安，与国家出力。”小说八十三回“宋公明奉诏破大辽，陈桥驿滴泪斩小卒”，军校一时性起，杀死克减朝廷赏赐的酒肉的厢官事件，给宋江带来了两难选择。按梁山泊所定的规矩，军校的行为完全正当的；但如今是“一身入官，当守法律”，自从上梁山泊以来，“大小弟兄不曾坏了一个”的宋江，也只好“滴泪斩小卒”了，此举是忠义矛盾的大暴露。
　　
　　宋江为了忠君，率领梁山弟兄南征北战，虽然战功显赫，但是却得不到封建朝廷的“封妻荫子”的奖赏。当他饮了朝廷所赐的毒药酒时，自知必死，却还担心李逵若闻知朝廷行此奸弊，必然再去哨聚山林，把他等一世清名忠义之事坏了。在最后亲自毒死了与他“情分上最重”的弟兄，“今日朝廷赐死无辜，宁可朝廷负我，我忠义不负朝廷。”他以自己的行动证明了他对大宋的忠心，也彻底结束了梁山事业，宋江的“忠”所换取的只能是“神聚蓼儿洼”了。
　　
　　从“逼上梁山”到“神聚蓼儿洼”的悲剧结局中，我们不难看到宋江在封建社会“全忠仗义”所付出的巨大代价和无限艰辛。宋江一生“忠义”的悲剧，更有力地展示了在封建社会“全忠仗义”之间难以调和的矛盾。宋江的一生，是矛盾的一生，他游走在“忠”“义”的两极，最终在性格的冲突中走向了被毁灭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