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科举扩大执政基础，通过祭孔宣示普世价值，通过祭朱承接中原道统，这是大清凭借“枪杆子”夺取之后，能够迅速巩固全国胜利的三大法宝。
通过科举扩大执政基础，通过祭孔宣示普世价值，通过祭朱承接中原道统，这是大清凭借“枪杆子”夺取之后，能够迅速巩固全国胜利的三大法宝。对执政合法性资源之“饥”，成为这个新的政改之“机”，也造就了其最终走出“自古胡人无百年之国运”的宿命之“基”。
顺治二年(1645年)，精锐的八旗军在31岁的豫郡王多铎的率领下，打过长江去，攻击全中国。经过惨烈的战斗和更为惨烈的大屠杀之后，大明帝国的故都南京以及江南的财赋重地，在尸山血海中相继沦陷。
捷报传来，刚刚定鼎北京不足一年的大清帝国自然一片欢腾。但是，帝国的领导核心、年仅33岁的摄政王多尔衮并不轻松。多尔衮在掌管这个正在迅速扩展的帝国的过程中，尤其是本以为柔弱温顺的江南人，却意外地成为八旗军征战以来遇到的最为勇敢和坚定的抵抗者，令他越来越深刻地体会到：枪杆子里可以出，但是，光靠枪杆子绝对维持不了。朱元璋曾说的“自古胡人无百年之国运”，如同一把诅咒之剑，悬挂在他和清王朝的头上。为丰厚的战利品而欢呼的八旗将士，可以不去思考这些，而他，作为七岁小皇帝顺治的摄政者和这个新帝国的缔造者，却不能不想得更远。
于是，在“留发不留头、留头不留发”的血腥“薙发运动”的同时，一场宁静、柔和而浩大的改革，在新帝国中开始推行，而这将彻底改变这个帝国的国运。
被“绑架”的读书人
新任浙江总督张存仁，原是明朝的宁远副将，后来随祖大寿降后金(清)，此次随多铎进攻江南，占领江南后，被任命为浙江总督。
张存仁亲身经历了江南的惨烈战斗，见证了江南人的“玉碎”式抵抗，深有感慨。他给上书分析道：抵抗者主要是两种，一是读书人，二是农民，而要应对这两种抵抗者，靠枪杆子绝非最好的办法。张存仁提出了两种“不劳兵之法”，这就是“开科取士”和“薄敛劝农”。他在奏折中说：“开科取士，则读书者有出仕之望，而从逆之心自息；行镯免薄税敛，则力农者少钱粮之苦，而随逆之心自消。”从这份奏折看，这位背叛大明王朝的将军，有着相当的敏锐性，清晰地看到了：中国的读书人只需要出路，农民只需要活路，出路和活路都有的话，他们并不在乎高高坐在金銮殿上的人是谁。
时年48岁的内三院大学士范文程也同时上书道：“治天下在得民心，士为秀民。士心得，则民心得矣。请再行乡、会试，广其登进。”这一建议深刻指出，只要抓住了士人这一“精英阶层”，就能赢得民心，而抓住精英阶层的办法，就是通过科举，扩展其进入、分享的途径。
两位汉臣的建议，被多尔衮欣然采纳。随即下达了《科场条例》，明确宣布：“考试仍照旧例。初场《四书》三题，《五经》各四题，士子各占一经……二场论一道……三场经史时务策五道。乡、会试同。”同时，下令各地方官举荐山林隐逸。
这是清入关以后，第一次公开招考公务员。一个依然被中原汉人普遍当作外来侵略者的，公开地宣示，其各级官员将不仅仅限于“自己人”出任，而是向全社会的精英分子开放。这无疑表明，执掌这个的团体，正在试图通过扩大执政基础而获取更高的执政合法性，从“一小撮”的“类兄弟会”团体，扩大为全民接受并能在一定程度上参政议政的团体。这当然是一场涉及根本的蜕变。
其实，这场蜕变，早在关外就已经初现端倪。
皇太极在天聪三年(1629年)，就已经推出了小型的科举。在其发布的诏书上说：“自古国家文武并用。以武功戡祸乱，以文教佐太平。朕今欲振兴文治，于生员中考取其文艺明通者优奖之，以昭作人之典。诸贝勒府以下及满汉蒙古家所有生员俱令考试。于九月初一日，命诸臣公同考校，各家主毋得阻扰。有考中者，仍以别丁偿之。”
这次革命性的科举，最后有200人中举。此后，皇太极还相继举行了四次科举。这五次科举成为清王朝在关外时期的扩大执政之基的尝试，表明了这个当时还处于夺权阶段的团体，已经在为接管及进行大规模国家建设做准备。
在八旗入关并的这一年(1644年)，实行科举就被确定为基本国策。当时，刚刚乔迁紫禁城新居的清帝国，在努力习惯那座奢华的宫殿群的同时，也公开宣示：“定以子午卯酉年乡试，辰戌丑未年会试。乡试以八月，会试以二月。均初九日首场，十二日二场，十五日三场。殿试以三月。”并通过文件的方式，为“开科取士”设定了一个相当系统的体制。
新的“开科取士”开局顺利，颁布《科场条例》的次年(1646年)，“始行科举法，在京会试举人，以大学士(范文程)、刚林、冯铨、宁完我为会试总裁官。四月举行殿试。取进士四百人。宴诸进士于礼部。定新进士冠服饰。简梁清宽等四十六人为庶吉士。”
中国的读书人终于发现，朝代的更替，并没有断绝他们的出路，“学得文武艺，售予帝王家”，一个买主被消灭了，另一个买主又出现了。
谁同化了谁？
新帝国在宣布公开招考公务员的同时，也在列祖列宗的旗帜之外，扛起了孔子这面更为伟大的旗帜。
建议又是出自为新效力的汉人。新任山东巡抚方大猷向提出：“开国之初，首宜尊崇先圣。”户科给事中郝杰也提出：“从古帝王，无不懋修君德，首重经筵。今皇上睿资凝命，正宜及时典学，请择端雅儒臣，日译进大学衍义及尚书典谟数条，更宜遵旧典，遣祀阙里，示天下所宗。”他们都相信，通过明确宣告对儒学及孔子的尊重，就能表明执政者接受“普世价值”的决心，从而更多、更早地获取的合法性资源。
摄政王多尔衮又是从善如流。小皇帝顺治在皇极门张设御幄，颁诏天下，封孔子第65代孙孔允植为袭封衍圣公。顺治二年(1645年)，又尊奉孔子为“大成至圣文宣先师”，军务倥偬的多尔衮亲诣孔庙致祭。从顺治二年(1645年)到顺治八年(1651年)，短短六年内，清廷共祭孔14次，其热情和虔诚，远超之前的历朝历代。
其实，这种对孔子及“圣教”的主动承认和积极接受，在大多数北方少数民族建立的中，都是历史的主流，深刻地验证着元世祖忽必烈的名言：“以马上取天下，不可以马上治天下。”
从北魏道武帝拓跋登国元年(386年)，至元顺帝妥欢帖睦尔至正末年(1368年)，总共983年中兴起了北魏、辽、金和元4个少数民族的强大，加上清帝国从天命元年(1616年)至宣统末年(1911年)的296年，这5个少数民族总共享有了1278年“国祚”。他们的一个共同特点，就是在高举着他们各自图腾的同时，也高举着孔子的大旗——这实际上成为其上的战斗力的重要来源。这些的治下，无一不是多民族的国家，而能够弥合复杂的、文化差异的力量，就是来自对儒教这一“普世价值”的公开接受和大力提倡。
清的核心努尔哈赤，虽然开始接受儒学的部分教义，但对于汉人中的知识分子，他基本上还是保持蔑视的态度，并认为这些臭老九是造成大明帝国诸多劣政的罪魁。努尔哈赤甚至下令：“察出明绅衿，尽行处死，谓种种可恶，皆在此辈，悉诛之。”
转机开始于核心皇太极。令皇太极发生极大变化的，是著名的大凌河之役(1631年)。在这场战役中，粮尽援绝的明军已经到了“人相食”的地步，却依然“犹以死守”，这令皇太极大为震撼。他在战后发出的谕旨中，认为这是“读书明理”而带来的战斗力：
我兵之弃永平四城，皆贝勒等不学无术所致。顷大凌河之役，城中人相食，明人犹死守，及援尽城降，而锦州、松、杏犹不下，岂非其人读书明理尽忠其主乎？自今凡子弟年十五岁以下、八岁以上，皆令读书。
自此，皇太极开始系统地推行儒学的“普世价值”，要让臣民们“习于学问，讲明义理，忠君亲上”。同时，他还下令将《四书》《孝经》等翻译成满文，延聘老师，为自己开办了学习班，日日进讲，于“听政之暇，观览默会，日知月积，身体力行，作之不止，乃成君子”。 1 2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