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说敢说“不行”：少有干部这样

　　爱说“不行”的
　　
　　敢说“不行”，爱说“不行”，是工作中的一大特点。翻开他的著作，“不行”一词用得非常多。如《文选》第二卷共有60篇文稿，其中36篇文稿100多处用了“不行”。该卷中最短的文稿《民主和法制两手都不能削弱》，全篇只有370多字，用了4个“不行”。“不行”二字看似简单，却不是轻易能说出口的。它体现的不仅是一种语言风格，更是一种做人做事的态度，一种实事求是、敢于创新的思维方式。仔细阅读、分析、品味说的“不行”，从中是可以得到很多启示的。
　　
　　说“不行”，体现了是非分明的原则立场和干脆利索的处事作风
　　
　　做人向来立场坚定，是非分明；做事干脆利索，从不拖泥带水。他曾经说过：“含糊其词不行，解决不了问题。办事要快，不要拖。”的许多谈话都能体现出他的这种态度和作风。比如，1980年6月27日，他同、胡乔木、、邓力群等谈对《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草稿的意见，开门见山：“决议草稿看了一遍。不行，要重新来。”上来就说“不行”，似乎让人难以接受，但也给人印象深刻。如果先肯定一番，再云里雾里说一些不着边际的意见，下边的工作如何进行？单刀直入、直接否定，让人们明确知道为什么不行，为什么要另找思路，后面的工作反而好做了。
　　
　　不仅对下面不对的东西敢于说“不行”，对上面不对的东西也敢于说“不行”。1977年5月，尚未复出，就针对当时同志的一些说法，明确表示：“两个凡是”不行。按照“两个凡是”，就说不通为我的问题，也说不通肯定1976年广大群众在天安门广场的活动“合乎情理”的问题。把同志在这个问题上讲的移到另外的问题上，在这个地点讲的移到另外的地点，在这个时间讲的移到另外的时间，在这个条件下讲的移到另外的条件下，这样做，不行嘛！他复出后不久，1977年8月3日，在同胡乔木、于光远、邓力群谈话时再次表示：“两个凡是”不行。形而上学多了，害死人。有一种风气，不采取老实态度，就是吹。这不行。
　　
　　在外交场合，对外国人，也毫不隐瞒自己的观点，经常用“不行”表达自己坚定的原则立场。1977年8月，美国国务卿万斯访华，他带来的所谓处理的方案实际上比福特、时代后退了。明确表示不能同意。后来，万斯却向日本政府和台湾方面通报，说中国人在上有所“松动”，“表现了灵活性”。9月10日，会见滨野清吾为团长的日中友好议员联盟访华团时，毫不客气地说：美国人想用这样的手法来骗人，怎么行？不行！这是问题。1978年11月28日，在会见美国友好人士斯蒂尔时，再次明确指出：“美国方面要中国承担不使用武力的义务，这不行。”这一年10月25日，访问日本，在同福田赳夫举行第二次会谈时，针对国际上有人企图阻挠中国人民完成统一大业，更是连续用了三个“不行”表明自己的坚定立场：搞“”不行，“一个半中国”不行，“一个中国”和“四分之一的中国”也不行。
　　
　　对于一些友好国家提出的善意的要求，我们做不到的，也直截了当用“不行”来答复。1975年2月2日会见冈比亚共和国外交部长阿利乌巴达拉恩吉。当时两极对抗，美苏争霸，第三世界国家希望中国当头。明确说：超级大国不能当。就是人们说的中国是第三世界的头头，这也不行，不能当头头。想当头头，本身就居心不良。
　　
　　在许多人的外交辞令中，常常讲究模糊、圆通，反其道而行之，直来直去，反而在世界上赢得了坦诚、直率、好打交道的赞誉。
　　
　　说“不行”，体现了直面现实、永不满足的进取精神和风格与勇气
　　
　　曾说过：“知道自己不行，就有希望。”这句话有着很深刻的道理。如果现实一切都好，又何必改进呢？满足于现状，人们就会失去前进的动力和方向。只有看到不足，才能激发人们奋进。最可怕的不是不行，而是看不到不行，没有自知之明，以为自己一切都行。
　　
　　1977年刚复出，就自告奋勇要求抓科技教育。他首先看到的是我国在科技领域的不足，因此提出要承认我们在很多方面不行。他多次说：“从六十年代后期到七十年代，世界科学发展一日千里，我们的差距越来越大。”“我们的科学技术很落后，不承认落后不行。”“我们的厂矿、企业，包括大工厂没有多少研究机构，这不行。”“要承认自己落后，特别在科学技术领域里。承认落后就有希望。闭着眼睛连自己的面貌都看不清楚，不照照镜子不行。”“科学本身就是老老实实的，一点弄虚作假也不行。不行就是不行，再吹也不行。”
　　
　　对其他领域以及我国经济发展的整体落后情况，也直面现实，从不掩饰。1978年6月，他在会见即将离任的罗马尼亚驻华大使格夫里列斯库时说：“解决任何问题都要从实际出发，采取科学的、老老实实的态度，一点弄虚作假也不行，事物的本来面目用语言是改变不了的。比如，我们的发展停滞了十一二年，这个事实否认不了，落后的面貌也否认不了。认清这个落后是好事。”当年他访问日本时又说：一个人本来长得不漂亮，要打扮成一个美人，那是不行的。老实的态度，倒是可以改善我们的工作，发展我们的国家。不认识自己，没有希望。他认为，把我们的底公布出来，让人民知道，也让世界知道，这没有什么见不得人的。人民知道情况，就有明确的前进方向。
　　
　　说“不行”，体现了勇于否定错误、开拓创新的思维方式
　　
　　看到“不行”，勇于否定过去的错误，方能开启新的探索。知道什么不行，勇于排除不行，才会接近真理。排除法、弃错法是认识事物的重要手段，符合认识规律。看到不行，承认和修正错误，就会有动力有勇气去进行新的尝试，尝试的过程中就有可能走出一条新路。改革开放之初，的许多新思想、提出的许多新政策都是从看到不行、否定错误的东西开始的。
　　
　　“不解放思想不行。”于是努力恢复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关起门来搞建设是不行的，发展不起来。”于是有了经济特区的创办和对外开放的实行。
　　
　　“只抓粮食不行。”于是有了农村的多种经营的开展。
　　
　　“吃大锅饭不行”，“搞平均主义不行”。于是有了要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裕起来、先富促共富这个大政策的实施。
　　
　　“没有人才不行，没有知识不行”；“中国要发展，离开科学不行”。于是提出了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论断。
　　
　　“我们搞的现代化不是西方的现代化，是中国式的现代化”。于是反复强调要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一百年不动摇。
　　
　　“要实现我们的雄心壮志，不改革不行，不开放不行。”于是改革开放成为新时期最鲜明的特色。
　　
　　这样的例子还可以举出很多。正是从看到过去和现在存在的“不行”的东西、错误的东西开始，经过新的艰辛探索，我们才开启了改革开放的历程，探索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的新路。
　　
　　说“不行”，也体现了对凡属正确的东西的坚持和倡导
　　
　　正话反说，加重语气和分量，有时会起到更好的效果。对凡属正确又特别重要的认识、原则、方法、导向等等，常常会用这种方式提醒大家。比如，他常说：
　　
　　“中国要坚持制度，要发展经济，要实现四个现代化，没有理想是不行的，没有纪律也是不行的。”
　　
　　“一定不能让我们的青少年作资本主义腐朽思想的俘虏，那绝对不行。”
　　
　　“中国有百分之八十的人口住在农村，中国稳定不稳定首先要看这百分之八十稳定不稳定。城市搞得再漂亮，没有农村这一稳定的基础是不行的。”
　　
　　“特别像我们这样一个人口众多的国家，靠进口粮食解决吃饭问题不行。”
　　
　　“像中国这样大的国家搞建设，不靠自己不行，主要靠自己，这叫做自力更生。”
　　
　　“问题要花时间，太急了不行。”
　　
　　“中国要搞四个现代化建设，没有一个稳定的形势不行。”
　　
　　“要争取一个安定团结的局面，没有人民民主专政不行，不能让那些颠倒是非、混淆黑白、造谣诬蔑的人畅行无阻，。”
　　
　　“中国不搞不行，不坚持不行。”
　　
　　“我们是要发展民主，但匆匆忙忙地搞不行，搞西方那一套更不行。”
　　
　　“‘四个坚持’不搞不行，‘四个坚持’的核心是党的领导。”
　　
　　“现代化没有年轻人不行。”
　　
　　“年轻人首先得读点书，不读书不行。”
　　
　　“这个党该抓了，不抓不行了。”
　　
　　说“不行”的警句还有很多，都是建立在他对中国国情的正确认识，和对中国过去几十年建设正反两方面经验总结基础上得出的深刻认识，是他留给我们的宝贵遗产。
　　
　　这种敢说“不行”、善说“不行”的原则态度和勇气、作风是很值得我们学习的。希望在各级领导干部中能够这样说“不行”的人越来越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