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礼仪之争”，实质上，提出了国际关系的合法性问题，是用欧洲的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体系来挑战中华天朝帝国体系。马嘎尔尼带着这个体系来了，带来了国际化和国家，即以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体系向全球扩张以建立世界新秩序的扩张性。
马嘎尔尼到中国来了，来干吗？
来通使，开通商口岸，扩大贸易，还发生了一场争执。
为什么会起争执？当然是英国人不懂礼，他们说：中国人称这个礼为“叩头”，双膝下跪，前额碰地九次，还有什么礼节比这更下贱呐。这样的故事，看来很可笑，可当时，谁敢不叩头？
世界已进入“外交”时代，中国还停滞在天朝。
有人说，当时的英国也没有进入“外交”时代，因为，三年之后，英国思想家伯克谈起“管理或处理国际关系”，才开始用“外交”一词，使“平等”的“外交”原则在英国确立起来。也就是说，马嘎尔尼来中国时，并没有带着立场和外交原则来，所以，“礼仪之争”，还不能算作国家与天朝体系的冲突，也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文化误解，而是“两个扩张性帝国”的霸权之争。
然而，果真如此吗？早在1648年，欧洲为了结束三十年，交战各国聚集在今德国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州的明斯特市和奥斯纳布吕克市召开国际会议，签订并确认了一系列条约，这些条约，统称为“威斯特伐利亚和约”。构建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体系的基本原则，主要有四点：一是国家至上，教皇神权退出。教皇使节此次来到威斯特伐利亚，仅仅是听取会议，没有发言权，而此前，教皇至少在名义上拥有教会管辖权、绝对权、国际执法权和无限权，可这样的神权世界，现在已经瓦解了，民族国家以国际法替代了神权。二是以国际会议解决国际争端。和约涉及划分、赔款等复杂问题，各国以国际会议方式有效地处理了这些问题，为和平解决国际争端提供了范例，自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以来，召开国际会议成为解决国际争端的主要模式。三是关注问题。和约对和平等以及为受难者(包括武装部队伤病员、战俘和平民)提供人道主义待遇和援助等，也提出了国际化的解决方案，为后来的日内瓦公约作了准备。四是对违约国的集体制裁以及协约各方一致行动原则。和约规定，参加协约的所有各方应有义务保卫和保护本和约的每一项条款不受侵害，如有侵害，协约各方必须站在受害者方面，为受害者提供支持，还击侵害者，并对侵害者施以集体处罚，这就使和约成为了国际法生长的摇篮。
英国是“三十年”的参战国，也是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体系缔约国，到了马嘎尔尼时，英国已经在这个体系里待了一百多年，说此时的英国还没有立场和外交原则怎么也说不过去。
“礼仪之争”，实质上，提出了国际关系的合法性问题，是用欧洲的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体系来挑战中华天朝帝国体系。我们知道，中世纪，东西方有三大帝国，东方有中华天朝帝国，西方有神圣罗马帝国，东西方之间有奥斯曼帝国，“三十年”，就是欧洲新兴民族国家，同神圣罗马帝国的哈布斯堡王朝之间的，正是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体系结束了这场，也正是这个体系的出现，促使民族国家纷纷兴起，瓦解了神圣罗马帝国。尽管在“三十年”中，奥斯曼帝国同法国结盟，参与了对哈布斯堡王朝的，也想瓜分神圣罗马帝国，但这个体系在解体了神圣罗马帝国后，不仅没有给奥斯曼帝国留位置，而且反过手来收拾奥斯曼帝国了，因为，它生来就是反帝国的，反了西方，还要反东方。
马嘎尔尼带着这个体系来了，带来了国际化和国家，即以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体系向全球扩张以建立世界新秩序的扩张性，我们称之为“霸权”，很有点像中国春秋时代的霸权体系，西、荷、英、法诸国，颇似齐、晋、秦、楚，周天子虚政与教皇神权退出何其相似，周朝式微而周礼行于天下，神权退出而传教遍及世界，霸主挟天子以令诸侯，列强以神权扩张。
以此为据，看世界近代史的发端，在关注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的同时，不妨也关注一下处于同一时期的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体系，由此体系确立的国家和基本、和平等，不是一国的选择，而是各国认同，不是一国之法，而是国际法，为世界近代史开端，较之以英国一国革命为开端，它有着更为广泛的国际性。
十七世纪初期，是世界从中世纪转入近代史的关键时期。此次转型，是包括中国在内的，刚好在明朝万历时期。这一时期的中国，经济上，为近代化的生产方式和自由贸易做好了准备；文化上，为科学的兴起做好了准备；思想上，为启蒙运动的到来做好了准备。当利玛窦带着欧洲启蒙思想对中国的认识和教皇赋予的传教使命来到中国时，中国已有了徐光启、李之藻那样的杰出人物在等他到来。此时的中国，与欧洲是同步发展的。
1640年前后，是世界的一个转折点，英国以资产阶级革命为标志完成了转型，欧洲大陆以确立新教国家的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体系为标志完成了转型，而中国的近代化转型，被北方和清军入关打断了。
中国太大，南北发展不平衡，向近代转型，主要发生在江南和东南沿海一带。清军入关后，集中在江南和东南沿海，失败，失败的标志，就是留了一根辫子。为了不留辫子，江南再度，整个东南沿海都参与到中来了。
江南人决不留辫子，就像马嘎尔尼决不叩头一样。后来，英国人发动的一个理由，就是为了不叩头。英国人战胜了，可以直面中国皇帝，而无需叩头。可江南再次战败，连江南人也不得不留辫子，那一点觉醒了的民族意识，本来是民族国家的萌芽，可惜被摧残了。
不过，从近代化倒退回去也不容易，经历了康雍乾三朝，才一步步退回去。满清入主，在文化上可以被汉化，但不能被近代化，因为满清刚进入中世纪，而汉文化早已是中世纪的标准了。一个还在进入中世纪，一个却要走出中世纪，确切地说，走出中世纪，不是汉文化的全部，而是其中最先进的一小部分，是江南文化和东南沿海文化。近代学者告诉我们，江南的生产方式里，早就有了资本主义萌芽，江南的学术范式里，早就有了科学思想萌芽，胡适说清初考据学里已经用了科学的方法。
倒退，也是逐步的。康熙帝首先要争取王朝胜利，所以，先放了文化一马，加上他胸怀很大，多少还能容忍近代化，这就造成了“清初之学大”。雍正朝，王朝已定，便拿文化来开刀了，大兴文字狱，杀向文人。到了乾隆手里，更是两手抓，除了搞文字狱，他还修书。修书是为了毁书，以修《四库全书》为例，纂修期间，毁书约三千种，六七万卷，与《四库全书》收的书大体相当，凡有民族思想和民主思想的书，都在被毁之列，故此书告成之日，便是中国近代化全面倒退之时。马嘎尔尼来时，适逢其时，他自以为带来了最先进的国际法，没想到触犯了大清朝的天下，那时，大清朝还不知他的靠山——国家为何物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