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短短一句旨意，释放出来的信息却格外诡异：既然前朝重臣因守卫边疆而殉难，为何仅抚恤其家眷，对陈之功劳只字不提？更奇怪的是，陈氏阵亡已达六载之久，朝廷方才下旨提及此事，为何如此滞后？
同治十一年(1872年)夏，一个久已淡出官场的名字再度出现在众人视线：陈孚恩。
陈的名字出现在大清一条极为简短且颇耐人寻味的上谕中：
予伊犁殉难已革尚书陈孚恩眷属四名口分别旌恤加等。
要知道，倘在十几年前，陈可是大清官场内声名显赫、大有作为的领导干部，曾先后出任礼、兵、刑、户、吏五部尚书，并一度入值军机处，参预军政机密。然而，此短短一句旨意，释放出来的信息却格外诡异：既然前朝重臣因守卫边疆而殉难，为何仅抚恤其家眷，对陈之功劳只字不提？更奇怪的是，陈氏之死实际发生在同治五年(1866年)，阵亡已达六载之久，朝廷方才下旨提及此事，为何如此滞后？
此旨颁布后，无论官界，抑或士林，皆反应极其冷淡。问题来了，陈孚恩缘何这么不受待见，人已去事仍未了？
从“官二代”到标兵
陈孚恩，字子鹤，号少默，江西新城人。陈出自名门世家，“乾嘉道年间，一门七进士，九乡榜，为邑之冠，称望族”。其父更是高中一榜第三名，揽下“探花郎”之誉，官至工部右侍郎。正因家学深厚，陈孚恩科场可谓一帆风顺，他道光五年(1825年)拔贡，次年朝考一等，获授吏部主事一职，开启了仕宦生涯。
名为“官二代”，然陈孚恩之父早于1816年便已离世，故其实际并无家庭背景可资凭依。况且吏部主事仅仅是个七品小官，按“京师惯，以吏、户二部为优选”，虽说自古选拔与考核官员及主管财政的两大部门肥缺多、易升迁，但若想仕途顺遂，官拜枢廷大员，常例必当拜码头、找靠山。陈氏不仅智商高，情商亦高，对官场的各种明潜规则谙熟于心，十几年内数度升迁，四十出头便位居工部侍郎，俨然已是大清朝的副部级领导。陈氏所依附之人，便是终道光一朝恩眷不衰的首席军机大臣穆彰阿。当时穆彰阿于朝堂之上可以忽悠皇上，隐掌国策，在科场之内又能物色英才，培植羽翼，故其在朝野内外、大江南北编织了一张无形的人际网络。通过这张网，穆不仅可以控制京内言路，还可以左右京外。诚可谓左右全局，进退自如。因此谁若傍上穆彰阿这艘大船，今后自不必再担心宦海汹涌风浪。
陈孚恩与穆氏结缘，当从军机处讲起。在吏部任职一段时间后，陈有幸进入军机处挂职锻炼，担任负责日常庶务的章京。日子一久，执掌军机处的穆彰阿自然关注到这位聪明机敏、办事干练的年轻人，欲将其引为心腹，因此多加关照。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大臣王鼎“闭户自缢，冀以尸谏”，以期警醒迷梦中的道光帝。王鼎此举势必对“穆党”不利，恰好陈孚恩奉旨处理此事，他迅速拿出处理方案，毁灭王鼎上奏皇上的奏疏，并且软硬兼施，令王鼎之子王沆同意掩盖尸谏真相，穆彰阿毫发无损，王鼎之死可谓种瓜得豆。
交上了分量十足的“投名状”，穆氏对其愈发倚重，陈氏自此便搭上了升职直通车，“二十七年，调署兵部侍郎，在军机大臣上行走。”一位汉族官员，四十五岁便可以自由出入军机处，这在彼时官场并不多见，可谓中年干部中之佼佼者。
让人更为赞叹的是，作为穆氏的得意门生，陈的演技可谓丝毫不输于乃师。就在升为兵部侍郎的当年，他便上演了一出精彩的“秀”。一次，陈与另一位副部级同僚柏葰一道赴山东巡视吏治，查处时任山东巡抚崇恩“库款亏缺、捕务废弛”，于是起草弹劾奏折，一举打掉这只“省级大老虎”。拿下崇恩后，陈还特意申请暂署山东巡抚，表示愿继续澄清该省官风。待返回，向道光帝汇报工作时，陈宣称在山东办公期间，自己不接受公款宴请，不拿公家礼物，更不私自挪用省库银两。这让趋于衰老昏聩的道光帝分外高兴。须知彼时官场成风，群吏以为常，估计也是心知肚明，好不容易盼到一个不爱财的，他喜出望外，决心将其树立为全国廉政建设的典型标兵。于是道光赏给陈“头品顶带”，并赐予“紫禁城骑马”的特权。更加堪称异数的是，道光还用御笔手书“清正良臣”四个大字，又装裱完善制成横匾，挂在陈孚恩家中。细数整部清史，这等例子亦是凤毛麟角。
两载后，陈孚恩在战线上又立新功。他收集到山西巡抚王兆琛的确凿证据，将其一举抓捕，“逮京治罪”。如此给力的表现让晚年道光赏识不已，先给陈调至工部过渡，代理尚书职务，很快又让其出任刑部尚书，解决了正部级待遇问题。最后还令陈正式入值军机处。
凭借一座靠山庇荫，两位，陈孚恩算是攀至个人仕宦之顶峰。
党派之争的牺牲品？
权力让人发疯痴狂，亦能使人得意忘形。陈孚恩也难免疫。
1850年，道光归天。在遗命中，道光规定取消自己享受太庙祭祀之资格。就此皇族大事，新咸丰问计于朝堂群臣。围绕该问题，不足五十即身居高位的陈孚恩竟然当着与众臣之面，于殿前同宗室载垣争吵起来，着实有失体统。事后，载垣认错态度诚恳，毕竟还是皇族，仅处以罚俸半年。而对陈，咸丰则认为其“为广言起见，于大体殊属乖谬”，“著降三级留任。准其抵销”。新帝甫一登基，便吃了一记杀威棒，陈委实感觉不爽。然而还有更令陈意想不到的事情。为了表示对处罚结果的不满，陈不久便递上辞呈，表示母亲年事已高，需要返乡侍奉。此举正中咸丰下怀，其早对“穆党”一派心存忌惮，欲图除之而后快。既然陈自投罗网，咸丰也不客气，立即批准陈的申请，准其养亲回籍。拿到圣旨，陈氏方恍然大悟：原来自己在新心中，并非想象中那么重要。
此时陈如同哑巴吃黄连，纵有千般委屈懊悔，也无法说出。只得收拾行李，回江西养老。半年后，咸丰以“保位贪荣，妨贤病国”之罪罢免穆彰阿，革职永不叙用，并逐步清理朝内的穆党骨干。陈因辞职之故，免于追究，可谓因祸得福。
回到故乡，陈也没闲着。当时太平军已蜂起东南，江西成为战争重灾区。于是清廷下旨令陈“帮办防堵团练各事宜”。陈氏亦不辱使命，协助几任巡抚固守城池，立下大功。到了咸丰七年，处理完母亲守孝事宜，陈赴京述职，寻找东山再起的机会。
不知何故，很快山西道御史钱桂森便递上奏折，认为“前任尚书陈孚恩才识优长，请赐擢用”。看到有人居然推荐昔日穆党红人陈孚恩，咸丰怒火中烧，劈头盖脸便是一番斥责，认为钱“非受人所嘱，即有意市恩。所奏实属荒谬”。钱非但没给陈加分，反倒招致动怒，并怀疑二人事先私下有所串联，不免给人以拉帮结伙之嫌。故钱桂森也被视作“不胜御史之任”，“著回原衙门行走，以示薄惩”。
处于如此不妙形势，那蛰伏已近八个年头的陈孚恩，能否再回中枢呢？
逆袭成功，疯狂
没过多久，陈孚恩居然逆袭成功，“以头品顶戴署兵部侍郎”。
为何之前对陈极度反感的咸丰会允许其重掌要害部门？《清史稿》给出了答案：“初，孚恩以议礼忤载垣、端华、肃顺等，及再起，乃暱附诸人冀固位。”一个“暱”字，活脱脱展现出陈孚恩对肃顺等人谄媚之殷，讨好之勤。正是投身于肃顺门下，陈孚恩东山再起，先后出任五部尚书。
关于陈如何取悦肃顺，后世掌故颇多，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有两则。第一则讲肃顺每天早晨起床之前，都要在屋里饮人参汁一杯，有小内侍专司其事。肃氏所用饮具“为和阗羊脂玉所制，文宗赐也”。一日，小内侍一时手误，打碎了玉杯，心中登时大惧，打算一走了之。这时一个老太监出主意让他求助于陈孚恩。于是陈贴耳几句，密授一招。小内侍依计行事，“黏以胶，次晨仍贮参汁以进，甫揭帐，即惊呼仆地而掷杯焉。”肃吓了一跳，急忙询问。小内侍随即对曰：“适见爷两鼻孔中有黄气二如龙状，长五六尺，故不觉骇而碎杯也。”因请死。肃曰：“速起，毋妄语，何惧为？”竟然不问碎杯事。据说“肃自是隐然以为有天命焉”。第二则涉及肃的另一大癖好。肃顺喜欢收集西洋金花鼻烟壶。陈孚恩同满人荣禄家是故交，知道荣家有几个精品鼻烟壶，于是上门求索。荣母念及多年交情，尽数送给陈。陈得到后立马转赠肃顺，并告之此物来自荣家。孰料这肃顺欲壑难填，居然仍派人上荣家继续索要。迫于无奈，荣禄只得据实告知，家里已无此物。索要不成，肃顺十分不爽，认定荣禄是厚于陈而薄于己，时常假公济私，给荣穿小鞋。又一次，肃听闻荣禄家有良驹一匹，乃新疆特产，中原罕见，于是命人来要。荣禄早就受够了肃的贪婪，一口回绝了对方要求。这让肃顺恼羞成怒，很快便在一次公务会议上假借事由，当面训斥荣禄，并扬言要对其重重惩治。当时荣禄还是个正义感很强的青年，既然你肃顺容不下我，那索性不伺候你了。荣禄立即交上辞呈，闲居避祸。
当然重出江湖的陈孚恩，为保住权力，除了善于投肃顺所好外，还有意磨掉了自身棱角，将迎合趋避、揣摩圆滑之术练就得炉火纯青。咸丰九年，同为肃顺心腹的郭嵩焘奉命到山东查办海口税务，延聘当地贤能士绅经理厘局。孰料僧格林沁与之为难，奏言士绅滋事，朝廷果然下旨逮捕参与此事人员。郭颇为愤慨，于是回京向陈求助，希望其主持公道、仗义执言。陈立即表示不愿替其出头。郭自然气不过，追问：“然则置诸绅不顾乎？”陈冷冷答道：既然朝廷已有成命，殊难收回，何必为了几个士绅与同僚伤了和气。说白了，你好我好大家好，才能保住头顶乌纱帽。
坐稳了官位，昔日的清廉楷模、先锋也逐渐走上了敛财之途。除去做官，陈平日对名人墨宝兴趣甚浓，但历代大家书画往往价钱皆不菲，即使官居一品，单靠朝廷俸禄也是囊中羞涩、望洋兴叹。然而陈却藏有不少精品，时常邀人来家中赏玩。如一次郭嵩焘赴陈处，“观恩荫堂所藏书画扇面各十，石庵相国书行楷各种，瑛梦禅宝绘山水竹石，各极其妙”。能将此等佳作据为己有，若不是以平日里索贿所得购置或径直收取雅贿，实在不知他尚有何种办法。
“带病”继续活跃在一线，陈难免会遭遇尴尬的“乌龙事件”。咸丰八年，陈协助肃顺审理戊午顺天科场案。调查案件过程中，陈发现自己的儿子陈景彦也参与索贿，牵涉其间。陈立马给皇上写信表明立场，要求严肃处理逆子，并自请回避，不参与整个案件的议处。此时的咸丰凡事都听肃顺的，自然没按陈的意见办，而是曲加回护，对陈的失察责任，仅象征性地予以行政降一级处分，但允许用以往功绩抵销。这真称得上是轻描淡写了。
对陈氏依附肃顺肆意妄为之情形，郭嵩焘有着清醒的认识。他曾致信陈孚恩，委婉规劝，但对于嗜权如命的陈氏而言，郭的奉劝他哪里听得进去？
只是陈孚恩万万没想到，自己所依托的第二座靠山，倒得如此之快！
人去事未了
1856年，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4年后，英法联军攻入北京，咸丰逃往热河，病笃将死。以肃顺为首的“八人帮”火速召陈孚恩赶往热河行宫，想必是有要事相商。而当时京师满汉诸多大臣，只有陈一人先赴行在，由此可见肃顺对其之倚重。
不过昨日之信任，却成为今日之罪证。两宫太后与庆亲王发动辛酉，一举打倒了“八人帮”，肃顺倒台，陈孚恩也难逃此劫。两宫及恭王给其定下了四大罪状：其一，陈是肃党骨干成员。“大行龙驭上宾，满汉大臣中，惟令陈孚恩一人先赴行在，是该尚书为载垣等之心腹。即此可见。”其二，陈专事谄媚，行径卑劣。其三，陈曾参与肃顺的阴谋。在查处肃顺家产过程中，搜出多封“陈孚恩亲笔书函”，可见“其与肃顺交往密切，已属确有证据。若不从严惩办，何以示儆将来”。其四，陈还是位假道德典型。之前道光赐给他的“清正良臣”匾额，必须“著即行恭缴”，以儆效尤。
既然陈孚恩作为一品大员，“声名如此狼藉，品行如此卑污”，等待他的结局自然便是“将该革员寓所赀财严密查抄”“革职永不叙用”和“从重发往新疆效力赎罪”。即使后来陈在新疆不遗余力地协助伊犁将军筹饷练兵，甚至为国捐躯，也无法换来慈禧等在位者对他的原谅与怜悯。
《荀子·大略》篇中有言：“口言善，身行恶，国妖也。”无论两宫，还是恭王，心里都清楚得如同明镜一般，“官益久，则气愈偷；望愈崇，则谄愈固”，像陈孚恩这样两面骑墙、表里不一之肃党余孽，是万万不能为其翻案的。不妨再看看《清史稿》对陈氏的盖棺定论：
如陈孚恩者，鄙夫患失，反覆靡常，沦绝域而不返，宜哉！
人虽死，但事未了，陈孚恩作为反面典型，将会一直出现在慈禧与恭王执政时期清廷官方打虎的话语体系之中。个中缘由，你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