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称“筒子楼”的就是中间过道，两边房间，没有厨房，共用卫生间和水房的宿舍。99年以前，这种住房在全国高校中普遍存在。
86年毕业我分配到林大工作，因家住城南无条件分到筒子楼宿舍。苦于每日奔波，只好东找西托，看在情份上，一天宿管科科长领着我去甲楼看床位。印象很深，我无比激动地敲开甲楼一楼某间宿舍的门，看到的是三张诧异而又陌生的面孔。宿管科科长交代几句就离开了，我满脸堆笑向各位室友问好。后来知道，楼里十六平米住四个人，为数不多。日子也相安无事地过着，不久我知道同舍的陶老师，清华毕业；陈老师林校毕业；胡老师是留校的。大家一天三顿食堂，闲暇宿舍里也谈天说地，慢慢彼此也就熟识起来。如果你有说梦话的嗜好，就惨了，你将毫无隐私可言。我只是无法适应夜晚火车汽笛声和车体驶过轨道的刺耳的咔嚓声。在文化生活贫乏的年代，筒子楼生活基本上是日落而息，舍友要不在办公室，就在宿舍坐在床沿，伏案学习工作。时而也有舍门敞开，烟雾缭绕，聚集着高谈阔论的人群的时候。后来得到证实，林大多位活跃的“知识精英”都是出在筒子楼里。
冬日的一天和风日暖，我们几个早早地抢占了楼前的一块地方，晾晒棉被。谁也不会想到，午后会飘起雨来。傍晚回宿舍，当我看到自己的棉被还在风雨中飘摇时，心中很不是滋味，但又不知向谁发怒。那晚我辗转反侧。第二天，下班回到宿舍，我发现自己写字桌上有一盒流行歌曲盒带，压着一张字条：送给你的，108舍。要知道那个年代盒带是很稀罕的，顿觉一股暖流涌上心头。一日，胡老师来了几位外校同学，整个宿舍就象过节一样：我和陈老师搜罗了宿舍里各式各样的碗盆，拿着凑来的菜票，去食堂里打几样菜，胡老师去校外买了点卤菜，买上瓶烈酒，铺陈在几张写字桌拼成的“餐桌”上，再邀上左邻右舍作陪，大家推杯换盏，陶老师将各自的水杯洗净，招呼客人，好不快活。酒足饭饱之后，碗筷一推，扑克激战一场。夜深人静，水房里草草漱洗，就同床异梦，第二天又各奔东西。
80年代末，随着住房条件不断紧张，舍友都同时处在恋爱季节，通常来了女友，其他舍友都会借口有事或去办公室等出去，把几小时空间让给对方。有时也是不得不在外边漫无目的游荡。一个，天寒地冻的晚上，陶老师和女友坐在床沿，你一句我一句，聊得开心。起初，我只好作电灯泡，有一句没一句的附和着。不知什么时候，我也只好蒙头大睡，也是把空间让给他们……往后，结婚后的年轻人搬出去的越来越少，人口的增加使得筒子楼越发显得臃肿。因此同一宿舍的哥们儿常为结婚争一间房子而伤了多年的和气。这种两败俱伤的局面会影响当事人在单位同事面前的形象，所以多数会求同存异，化解矛盾，顺理成章地解决问题。慢慢的，单身宿舍就演变成了鸳鸯楼。
我一让再让，不几年，几个老大难就住在了一起。每日上厕所是最不方便的事。每层只有一个公共漱洗间，几个蹲坑，男男女女如厕实属困难。在楼里居民一再申请下，总算隔出了几间独立的卫生间。就这样，高峰时间我也在厕所外憋得团团转；盛夏，我在里面赤条条的冲凉，也碍着了年轻的小媳妇们洗衣、如厕。最后，我硬生生的改变了自己的生活规律。
时不逼人人逼人，我也快马加鞭成了家。虽然只有一间16平米的房间，勉强放下一套家具，一些简单的家用电器，一张饭桌兼书桌，但也整洁、温馨。告别了食堂，门边过道这一块自然做起了厨房。那时筒子楼的小家庭都这样。大部分人家都使用蜂窝煤炉，“厨房”里：炉子边上放张课桌，上面摆放些调味品及厨房用具，下面就堆放必须的蜂窝煤。好端端的过道，就这样被分割成了若干个厨房。中午和傍晚时分，楼道里人头攒动，下了班的男人和女人，第一件事就是开炉门，紧接着，前前后后，集合似地奔向水房，淘米、洗菜、洗衣服，上班时的一本正经全没了踪影，一个个斯文扫地，性情挥洒。过道里，男人们一边翻着锅里的菜，一边侃着体育动态，世界风云，学术前沿；女人们或没到家、或搭把手、或和身边的女邻居聊聊打折的衣服，市场的便宜货，张家长李家短……也就是这样的幸福，随着孩子的降临都悄无声息的消失了。眼下，孩子们在过道里欢笑打闹，追逐嬉戏，直到在父母的喊声中才会恋恋不舍的走上饭桌。筒子楼的孩子们不怕爸爸妈妈不回家，随便跑到哪头，都会有热饭招呼。时逢过节或过生日，邻居也会受邀加入，带上拿手的菜，“”也是其乐无穷。在筒子楼里，大家共同生活在逼仄的环境中，相互摩擦的鸡毛蒜皮的事也会发生，通常在丈夫们装聋作哑，水房里抽颗烟，邻居家避一避……烟消云散。
建于80年代后期的一村宿舍
建于90年代的二村宿舍
98年，指示“决不把高校筒子楼带入21世纪”，全国实施了筒子楼改造工作。99年学校所有筒子楼都得到了改造：每户两大间，厨房、卫生间、卧室，水电气一应俱全。乔迁到宽敞明亮的新居，如愿以偿，但又觉得楼道寂寞了许多，怀念楼层聚餐，怀念走道里的东拉西扯，怀念串门孩子的欢闹，怀念走道连接的每一个单间里的人们。
建于21世纪初的一村宿舍
今天我们坐在一起，没有人抱怨当时的条件，说得更多的确实是那么多值得怀念的美好事物。（张武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