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作孚毕生主张节俭 要求用便饭招待取缔烟酒

小学时光
　　
　　祖父卢作孚生于1893年4月14日，小时候很喜欢读书，但五岁时曾患病，结果服药过度而导致声带致哑，持续了两年左右。他的母亲为此而焦急万分，竭尽心力、财力为他治病。他的大哥正上私塾，下学了教祖父识字、写字，还千方百计逗他欢喜，让祖父基本上掌握了同龄儿童所能学到的东西。祖父也常常跑去私塾，趴在窗户上听小伙伴们读书。
　　
　　有一天傍晚，已是七岁的祖父拿着一篮子钱纸、祓纸，到家院附近老堤上去烧。受到烧纸烟熏，他呛咳起来。这一呛竟给他带来好运，他一下子叫出声来。他试了再试，旁边的人也听见了，才相信是真的。从此生活正常了，不久随大哥去北门外李家私塾开始了正规学习生涯，一年后，祖父考入合川县城里的瑞山小学。除国文、数学外，祖父对自然史地等课程都同样喜欢。求知欲驱使他迷恋阅读。每天凌晨即起，到合川县城北门等待天亮开门时，祖父总是借着煤气路灯的微弱灯光看书。当时合川县有一位著名知识分子名叫张森楷，偶尔到瑞山小学高级班讲课。他发现祖父学习勤奋，便自愿额外为他做课外辅导。祖父的古文造诣，全是张先生打下的基础。
　　
　　后来祖父向子女们谈到这段经历时，告诉他们说，数学要多做题，语文要多背。他认为多背书也有助于理解，一味反对背诵是不对的。关于数学，他还常说，做事也要像做数学题，困难的事就是数学的“难题”。“正像做数学难题那样去解决困难，办法很多，主要是理出头绪，排列组合，抓住要点，各个击破。”1917年，时年24岁的祖父回合川执教县中国文时，张先生对弟子甚为满意，还邀请他参加编写县志，并曾提出要祖父替自己“写墓志铭”。
　　　　
　　两次报考清华大学1912年初夏时节，时年19岁的祖父在辞去川东夔关监督的任命后不久，受几位留学生朋友的鼓励，在成都报考了北京的清华大学。当时清华招生分为两个等级，甲等入学后只需再学半年强化英语即可去美国留学，乙等则需先在北京学完大学四年本科课程才能去美国。
　　
　　因经济条件关系，祖父只能报考甲等。但等到发榜，中文、数学、中外史地虽然均获高分，英语却没及格，结果名落孙山。究其原因，祖父学习英语的目的原来为了学习高等数学和微积分，因为这些教科书当时只有英文课本，且在留学生朋友指导下自学的，因此没有达到文科的要求。
　　
　　虽然如此，祖父仍继续积极坚持自学，积极准备。不久他得知清华将在北京再举行一次招生考试的消息后，立即有了去北京参加考试的想法。根据留学生朋友的意见，这次他决定改考乙等，即念大学本科，在一年级时争取最好成绩以便获得二至四年级的奖学金。祖父做好打算后，迅速赶到重庆，打听渝汉间大致的船期，然后赶回家向父母禀报并筹措去京费用。按照祖父的估算，连路费、大学一年级学费及食宿费加在一起，大约300元左右，这在当时是一笔不小的数字。祖父得到母亲和长兄的支持——母亲拿出积蓄150元，但仍然不足。祖父又赶往亲戚家“贷款”，终于凑到了剩下的150元。
　　
　　凑足旅费的祖父连夜赶往重庆盐码头，上岸后火速赶到朝天门，但遗憾的是，到达目的地后得知:“蜀通”轮已于当天早上离渝东下。
　　
　　那时由重庆去北京都是先乘船到汉口，再换乘京汉铁路的火车。可是下游船航班不多，通常都要等几天甚至十几天才有一班。这艘“蜀通”轮已开出，祖父就无法在清华大学第二次招生前赶到北京了，从此他便失去了进大学深造的机会。两度失望对祖父打击不小，他在重庆游荡了好几天，最后做出了再去成都，同几位志同道合的革命党人朋友一起探讨下一步的计划。
　　
　　但这次经历对于祖父的启发也十分大，后来祖父总结了以下几条:第一，凡事要“决立即行”，在保证信用和有利造福乡里的信心下，不应迟疑和顾虑太多；第二，求学不能搞突飞猛进型的“一步到位”；第三，交通不便是人民生活和国家政治经济发展的大障碍。对于第二条，他在以后经常用作教育子女，第三条则成为他后来发展航运事业的契机。
　　
　　对于教育的几点理解
　　
　　祖父在后来的人生道路上，对于教育问题，也提出了很多独特的见解。祖父经常以自己的好经验教育孩子们，例如数学要多做习题；语文(中、英文)要多朗读、多背诵；课前要预习，课堂上做笔记或划红线、加眉批，课后即时复习等。读好的历史小说有助于学好历史和古典、现代文学。
　　
　　祖父毕生主张节俭，自己更是严格执行。四川省政当局整顿机关作风期间，祖父提出“取缔宴会”，“以便饭招待客人”，同时招待要“取缔饮酒、吸烟”。林森、刘湘来视察，祖父也是按规定用一碗南瓜焖饭、一碟咸豇豆炒碎肉末加一碗豆花招待。虽然主张节约，但祖父认为只要为了学习和健康，用钱就不应该省。他对自己子女的学校教育，一直主张应上“比较重视全面发展的好学校”。他将长子和二子送入中央大学，把长女、次女送入金陵大学，把三子送入重庆大学深造。但祖父也重视专长的发展，用他的话说，搞企业管理必须先掌握技术，上大学选专业应该选技术专业。比如祖父看到长子喜欢航运事业，就建议他选学机械并偏重内燃机，又送他到美国、加拿大实习，并让他在香港参加船队营运工作三年，以便积累实际经验。看到长女喜爱园艺，在金陵大学毕业后，祖父就送她去美国佛罗里达大学研究生院继续学习研究园艺，直到获取农学硕士学位。
　　
　　在学习方面，对于家人和公司员工，祖父自己也是以身作则。大概因为吃过“亏”，为了掌握国外的最新信息和科技知识，他特别注重学习英语。他经常请旅居重庆的外国朋友教他英语。开始后，虽然工作更忙，祖父依然坚持学习英语。通过一段时间的循序渐进，祖父基本掌握了听和读的能力，美国的《生活》杂志、《时代》周刊、《》、美国和苏联的新闻简报英文版等，凡是当时能够到手的英文报刊他都看。在读英文时，祖父不是逢新词就查字典，而是先上下文结合判解，实在不行才查字典。因为他认为这样印象深刻，单词容易记牢，而且可以加快阅读速度。到抗日战争胜利不久，他的词汇量已经十分可观，可以听演讲的留声片、阅读丘吉尔和的回忆录了。
　　
　　祖父希望其子女多接触社会。祖父经常讲从社会上听来的趣闻小品、从友人处听到的轶事给孩子们听，讲完又同子女一起大笑。同时他也注意培养子女对社会的观察力，常让子女将从学校或老师处听来的消息讲给他。祖父认为，旅行能给人带来“收获”，还能培养孩子们的见识和胆识以及应变的能力，因此他鼓励子女利用寒暑假期出外旅行。比如一次上海中学放寒假，祖父鼓励长子卢国维(我的父亲)旅行，还提供了南北两条线路让长子自己选。当时北平局势紧张，卢国维选择了南线，即从上海经杭州、南昌、九江、南京回上海。在途经南京时，卢国维见到了祖父的老友、《新民报》创办人陈铭德先生，陈铭德先生听说卢国维在一个人旅行，非常高兴，当即向卢国维约写一篇旅游见闻稿。卢国维投稿一周后，陈铭德先生将刊载卢国维游记的报纸寄给了他，并在信上夸他写得好，还说盼望以后继续投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