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读“”报告
无论是“翻两番”还是“翻一番”，都为提供了阶段性的目标，也为外界检验领导能力提供了一个具体的标准。
对中央在上的报告的解读，渐渐达到了高潮。尽管解读者的背景和目的可能不同，但大多可以从这份报告中找到相关的提法——报告共分12节，全文28734字，提到了2002年以来取得的主要成就和所面临的挑战，并提出了在未来的任务。
翻番计划
大会召开之前流行的揣测，大多可以在这份报告中看出端倪，甚至是直接的回答。比如，一再强调，保持经济增长仍然是最优先的任务。报告提出了一个非常具体的目标——两个“翻一番”：到2020年，实现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经济学界很快匡算出两个“翻一番”背后的数字：这意味着2020年之前，的GDP年均增长率不低于7.5%。
这可能会被视为经济学界对未来增长速度的直接回应。2012年以来，经济学界一直在争论所谓“命题”。完成世界银行副行长的任期后，于2012年回到，国际组织的高管经历似乎更加坚定了他对经济增长模式的信心。他提出，仍有潜力在未来的20年中维持8%的年均增长率，这激起了广泛的争议。和他不同，许多经济学家都试图说服的决策者接受一个较低的年均增长率(7%甚至更低)，以换取经济模式转型的空间。
复旦大学的张军教授正在为的新作《新结构经济学》撰写评论，在谈到 两个“翻一番”计划时，他谨慎地说，这个目标“虽在潜在增长范围内，但条件变幻莫测，也的确不容易”。
热心于换算的经济学家很少留意到，翻番是拟定经济计划时特有的词汇。这个说法来自。1979年，他提出，到20世纪末，的人均工农业产值应在1980年的基准上翻两番，从250美元达到1000美元，实现“小康”。
“翻两番”的说法最早在1982年的十二大上写进大会决议：“从1981年到本世纪末的20年，力争使全国工农业的年总产值翻两番，即由1980年的7100亿元增加到2000年的28000亿元左右。”这是“翻两番”计划的修正版：人均工农业产值被替换成了工农业总产值。这番修正的原因显然是考虑到了的人口情况。仍然在外交场合向世界各国人士谈到对“小康”的预期，但标准已经从人均1000美元调低至800美元。
在此后历届全国代表大会上，都会重复翻两番的说法，或提出一个新的翻番计划。
1987年的“十三大”提出“三步走”。前两步是对“翻两番”的具体化：1990年的工农业总产值在1980年的基准上翻一番，2000年则在1990年的基准上再翻一番。第三步则属新提法，即“到21世纪中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人民生活比较富裕，基本实现现代化”。设想，“中等发达国家水平”意味着人均产值4000美元。
GDP10年翻一番，就此成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具体量化。
1989年带来的短暂沉寂之后，在1992年重启经济改革。在1992年的“十四大”上，提出，到20世纪末，的GDP应“超过原定比1980年翻两番的目标”。
1995年，GDP“翻两番”的目标提前达到，1997年，人均GDP“翻两番”的目标也提前达到。在1997年的“十五大”上，提出了新的“翻一番”：在21世纪的第一个10年里，实现GDP比2000年翻一番。5年后的“”上，这个目标被调整为，“到2020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如能比2000年翻两番，达到35万亿元人民币以上”。
2007年的“”报告中，这个目标被重述，直到此次被修正为GDP和人均GDP同时翻一番。还在报告中说，2011年GDP达到47.3万亿人民币。在回顾10年来的主要成就时，他着重提到，的GDP排名从世界第六上升到了世界第二。而且，2008年的后，在全球率先实现了经济企稳回升。
无论是“翻两番”还是“翻一番”，都为提供了阶段性的目标，也为外界检验领导能力提供了一个具体的标准。从1982年的“十二大”以来，每届全国代表大会必提翻番，这是一个显而易见的原因。
30年来，保持经济增长也是人最大的共识所在。而最近的事实表明，和其他国家一样，经济增长之后的人表现出了越来越强烈的参与意识。
即使是对的，在未来的20年里仍然能维持8%的增长率，也很难维持经济和的不均衡发展。政府为维持经济增长做出的努力本身，也不像过去那样容易被接受。
坚持认为，对经济增长来说至关重要的——也是争议最大的——是政府应该在当下经济低迷的时候，用财政政策推动投资，特别是对基础设施的投资。但包括他在北京大学经济研究中心——这是一手创建的研究机构——的部分同事在内的一些经济学家，对2008年的刺激计划持相当的保留态度。
抽象与具象
在报告中将近10年来的成就归功于的领导，特别是“科学发展观”。
在报告中，回顾了历史上以、和为核心的三代“领导集体”的成就，并将他出任以来的中央纳入了这一历史序列之中。说，“科学发展观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理论、“”重要思想一道，是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由于“”的四项议程之一是修改，很多研究共产的专家表示，“科学发展观”将毫无意外地写入新的。
的部分细节就隐藏在修辞之中。报告在第五节谈到的制度和体制改革——这是媒体高度关注并倾注了大量热情和版面的领域之一。说，“要把制度建设摆在突出位置，充分发挥我国制度优越性，积极借鉴人类文明有益成果，绝不照搬西方制度模式。”
在报告的第二节中，已经提到，将“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北京的史专家解释说，这里的“老路”是指改革开放之前的传统，其中包括了苏联模式的，而“邪路”指的是放弃或转行民主。
中央局常委在参加“”上海代表团的分组讨论时说，“”要解决举什么旗，走什么路，以什么样的精神面貌朝着什么样的目标继续前进的问题。同样的说法几乎一字不易地出现在多位代表的发言当中，其中包括中央局委员。在回答记者提问时，接替兼任重庆市委书记的否定有所谓“重庆模式”。这种简单明快的回答也许可以作为报告的注脚。
的语汇偏爱易于理解和色彩鲜明的词语。比如的“摸着石头过河”、“猫论”、“不争论”。“翻两番”(或“翻一番”)、“老路”、“邪路”，也都属于此类。这些词语的特点是多义，富于弹性，解释空间大。
另一些概略的说法把多个并列内容缩略为短语，且常常包含数量词。比如“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或“五位一体”。后者是在“”报告中提出的新词，意指“经济建设、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这是第一次将“生态文明”与经济、、文化、社会并列，显示出环境问题的紧迫形势。
排比的修辞手法往往用于总结性的段落，正如说，“建设特色，总依据是初级阶段，总布局是五位一体，总任务是实现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上述的说法也属于此类。
尽管很少有人注意，但值得一提的是，参与起草“”报告的中央政策研究室副主任施芝鸿说，报告用24个字明确了“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这24个字组成12个词，几乎穷尽了现代人所公认的公共领域的美德。尽管涵义抽象，正如大多数对“”报告的解读一样，这些词的确包含着对的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