贿赂罪 废除死刑是迟早的事
“”这一看上去非常严厉的刑罚实际上没有严格的刑期限制，随意性很大
2010年8月底，出租车司机蒋某与乘客赵姓女子因行驶线路等事由发生矛盾，遂用螺丝刀戳刺、扼颈等手段将其杀害并抛尸。2011年5月4日，上海一中院法庭判处蒋某二年执行，并对其限制减刑。
这是自刑法修正案(八)于2011年5月1日施行之后，首例对被判处死缓的被告人处以限制减刑的案件。
此次修正案规定，因故意、、抢劫、绑架、放火、爆炸、投放危险物质和有组织的性犯罪被判处死缓的犯罪分子，根据犯罪情节等情况，可以同时决定对其限制减刑，限制减刑后的服刑最短年限达到27年以上。
对此，中国政法大学教授、刑法学者阮齐林告诉《望东方周刊》，对死缓等限制减刑是为了控制死刑数量，减少死刑。以药家鑫案为例，最高院也有可能不核准死刑，改为死缓限制减刑，“但绝不会便宜他，最起码要服刑27年以上。这符合刑法修正案(八)的规定，以延长刑期为替代，达到减少死刑适用的目的。”
引人关注的是，未被纳入此次修正案限制减刑的范围。业内人士指出，因等原因的官员服刑之后，往往进入信息不透明阶段，而当下的减刑制度尚存随意性的空间，难免引发社会担忧。
免死之后“牢底坐穿”
刑法修正案(八)一次性取消了13种非经济性犯罪的死刑，这是刑法实施32年来首次废除死刑罪名。此次立法机构废除死刑的“试水”行为获学界一致赞同，被认为标志着观念由生存权向生命权的转变。
近年来，慎杀、少杀渐成我国司法机关的主导理念。这几年最高对死刑控制得很严格，尤其是2007年收回死刑复核权后，基本控制在、抢劫、等严重犯罪上。
北京师范大学教授、中国刑法学研究会会长赵秉志告诉《瞭望东方周刊》，此次刑法修改，并非简单减少死刑，而是注意了替代平衡，“削减死刑罪名和限制减刑是同时并进的，这是为了缓解‘死刑偏重、生刑偏轻’的现象，更好落实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两者都是此次刑法修正的重要内容。”
按照之前《刑法》的减刑规定，二年执行的罪犯，在执行期间，如果没有故意犯罪，期满以后减为；如果确有重大立功表现，二年期满后，减为15年以上20年以下，以后可依照刑法规定继续获得减刑。在这种减刑模式下，死缓罪犯最快能在12年左右出狱。其中关键在于，“”这一看上去非常严厉的刑罚实际上没有严格的刑期限制，随意性很大。
生刑偏轻导致减刑假释人员在社会上重新犯罪的事例屡次出现。今年4月13日，山东泰安开枪案主犯刘建军被，而这并非他第一次身负命案。早在1983年他就曾开枪被判无期，但不到5年就出狱了。
如今，依据刑法修正案(八)“缓期执行期满后减为的，实际执行不能少于25年，减为25年的，实际执行不能少于20年”的规定，刘建军即使未被判死刑，也要“牢底坐穿”，接近国外的终身监禁。
虽然限制减刑年限规定被高度评价，但具体细则尚待明确。“对于死缓罪犯是否限制减刑有自由裁量权，这就给法官在权力寻租上提供了机会。”中国人民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中心主任戴玉忠公开建议，应在“根据犯罪情节等情况”处设定条件，“但此次修正案里没有这样提”。
使老百姓感到不杀也能体现公平
5月9日，河南省郑州市中级人民对深圳市人民政府原市长受贿3318万余元作出一审判决，认定犯，，缓期二年执行。
网民热议，对于这样的，不杀也至少应限制其减刑。但针对官员限制减刑的呼声在此次刑法修改中未得到体现。
针对职务犯罪的减刑问题，在刑法修正案(八)草案的审议现场，全国会委员曾建议“司法部门要严格执行刑法关于减刑的规定，不要变通”。在他看来，对于职务犯罪的减刑问题社会反响一直很大，“有些犯贿赂罪的判了死缓，几年之内就减为。”
《刑法》383条规定“对10万元以上，情节严重的可”。事实上，很多官员涉案金额几百万、上千万甚至上亿元，也很少被，死缓判决成为突出现象，原因多是考虑其认罪态度、赃款追缴等，以及严控死刑的要求。
在2009年末曾经披露，近10年来被查处的副省(部)级以上高官超过100人，其中除8人被执行死刑外，被判死缓的占11%，者占8%，10年以上者占21%，10年及10年以下者占15%。
一旦金额巨大的官员免于死刑立即执行，其在服刑期间的减刑、假释、保外就医等情形一般不对公众公开，极易滋生外界对其“免死—减刑—假释”路线图的猜测。“过几年就可以到国外安度晚年了”，即是许多人对于被判死缓后的反应。
据官方报道，目前中国在押犯每年至少有20%至30%获得减刑，而官员获减刑的比例则达到70%，远远高出平均值。
此种背景下，官员腐败未被纳入死缓限制减刑的范围未免让外界有些失望。
修正案审议期间的另一热点是要不要取消死刑的问题。戴玉忠在一次讲座中透露，一位长期做政法工作、很有影响的曾就“犯罪取消死刑”的问题提出几点意见，“但还是没有列入此次修正案。”此外，关于贿赂罪死刑的法定数额标准虽然讨论热烈，最终亦未在修正案中涉及。
对此，中国社科院法学所刑法室主任刘仁文告诉《瞭望东方周刊》，该领域废除死刑是迟早的事，但要同时落实刑期，“要有替代性的做法，使老百姓感到不杀也能体现公平。”
此次刑法修改后，与等非犯罪领域有关联的是，规定将减刑后的实际执行最低刑期由原来的10年延长为13年。“判处死缓的或其他非犯罪人，比照的减刑限制，其刑期至少将延长3年。”赵秉志对《瞭望东方周刊》说。
多方监督才能缓解不信任
4月14日，广东高院公布规定，内容包括罪犯原为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的减刑、假释案件，一般应开庭审理；对故意、故意伤害、抢劫等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犯罪分子进行减刑、假释，原则上也要进行开庭审理或组织公开听证。
“听证公开的主旨是要消除开庭与不开庭之间的灰色地带。”广东省高院新闻发言人戴佛明曾对媒体介绍，书面审理的，应当在羁押场所公示拟减刑、假释人员名单，接受羁押场所干警和其他在押罪犯监督。
从今年开始，公开审理减刑、假释案件这种方式也陆续在广西、河南等省区逐步推广。
对此，著名法学家陈光中表示支持，“目前的减刑制度是由根据服刑人员表现考核申报，依据呈报材料书面审批。该方式不能有效规避减刑随意性的发生，而广东等省的做法算是一种尝试。尤其是针对职务犯罪，其示范效应会更明显”。
陈光中告诉《瞭望东方周刊》，如何使的监督职能实质化，亦是迫切的问题。
“法律规定，事中事后都可介入，而事实是，往往选择内部审查，没有听证程序。核准减刑前应搞个听证，但这样效率就低了，最好有硬性规定，报到申请减刑假释之前，一定要先听取驻所检察官意见。”陈光中说。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副教授李奋飞告诉《瞭望东方周刊》，对减刑程序进行诉讼化改造会更有效，让检方、被害人或其家属、罪犯、社区代表等都参与进来，才能有效缓解被害方乃至社会公众对减刑结果的不信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