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民矛盾何以激化？

　　
　　任何对中国近年来的和社会变迁有所了解的人，都一定会同意这样的判断：官民矛盾是目前中国最突出的矛盾，也是仇官情绪、拆迁血案、等一系列影响社会稳定的因素的根源。
　　事实上，官民矛盾并不是什么中国特色。在世界上，凡是没有实现民主法治的社会都存在这种矛盾。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上，延绵不绝的也并不是官方所宣扬的奴隶和奴隶主、农民和地主之间的矛盾，而同样是官民矛盾。只是那时的官员多出身科举考试，其产生的合法性比较充分；再加上儒家“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教化，软化了很多人的抗争意识。但即便如此，和周期性的王朝更替仍不可避免。
　　到了今天，中国老百姓早已不相信孔子及儒家，也没有几个人会相信自己的不幸是命该如此；官员的任命制早已让人们的敬畏感荡然无存；互联网革命和民主法治意识的普及，更让很多人对社会现状感到愤怒和不耐烦。对时代的变迁却反应迟钝，不受约束的权力带来的优越感和对国家机器的迷信，使许多体制中人相信现有的一切会永远延续下去。这两方面的严重对立，使得官民矛盾愈演愈烈。
　　于是乎，人们对官方的一切行为和说辞都持怀疑和否定的态度，导致“”盛行，也就是所谓的“宁信民间谣言，不信官方真相”；官员这个群体更被贴上了“道貌岸然”、“道德败坏”等标签，被普遍同特权、、、、欺压良善等丑恶行为联系在一起；官员和老百姓发生纠纷，人们会先入为主地认定官员有错；如果是两个官员之间的纠纷，那就是“黑吃黑”，谁也不值得同情；如果官员或其家属遭遇了不幸，大部分人的第一反应是“活该”和幸灾乐祸。
　　在这其中，当然有不理性的成分，有暴民和冷血的因素在。但归根到底，官员的所作所为，为这种带有偏执色彩的意识注入了充足的养料。当官员无所顾忌的霸道行为随处可见时，当地方政府在发展主义冲动下，变成与民争利的掠夺型政府，你就很难指望民众的理性和冷静。当非恶性后果无以引起上级部门介入与干预时，把事情闹大就成了理性选择。官方的危机处理方式是能捂就捂，能瞒就瞒，能压就压，只求事件尽快过去，而不注重对危机的修复，更缺乏制度层面的纠偏纠错与自我更新。因此，同样的事情一而再地出现，同样的过程一而再地重复，现有体制已经基本失去了纠错能力。
　　显然，在官民之间，官因为掌握各种信息和资源，是天然强势的一方；民因为表达和资源的受限，则处于天然的弱势地位。从这个意义上讲，官民矛盾是一种必然。要把这一矛盾控制在一定范围内，需要做的就是改变双方的博弈能力：限制官员的权力，也就是把权力关进笼子里；赋权民众，让民间强大起来，也就是建立公民社会。唯有如此，势均力敌的双方才有可能达致妥协，官民矛盾才可能缓解。正是因为这两方面的止步不前，官民矛盾才成了几千年来困扰中国社会的痼疾、并在近年有激化和失控的趋势。
　　如何让官员进“笼子”
　　东西方文化的一个重要区别，就是对人性的假设不同。西方认定人性恶，因此想方设法地从对权力加以制约，就像杰弗逊曾经说过的：“自由政府是建立在猜疑之上，而不是建立在信任之上的。”于是衍生出了普选、等影响深远的制度创新，驯服了权力、把统治者关进笼子里也就成了西方文明对人类的重大贡献；东方文化则假定人是善的，因此中国历来只强调和宣传统治者在笼子外不伤人和爱人的保证和善意，而不是把统治者关进笼子里的一劳永逸。一心为公、爱民如子就是这种假设下官员的最高境界。
　　但从过去30年的事实看，由于权力不受约束，或者受到，中国执政自我纠偏的能力并没有足够的说服力。尤其是当企图挟持现有体制和的时候，这种能力就更显得捉襟见肘。尽管最高决心“把权力关进笼子”，但没有人对此事的前景表示乐观。 1 2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