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力保：到北京住我家

武汉“七二〇”事件后，对说：“可以到北京住到我家去。”
　　
　　和众多将领一样，“很不理解，很不得力”。但鉴于是的指示，将领们谁也不会反对，只是在自己方面找原因，用他们的话说是“不是不想跟，而是跟不上”。还有人形象地说：“毛主席走得太快了，我们跟不上。”那时就是一列风驰电掣的划时代的高速列车。
　　
　　受到冲击的就避难躲进了大别山。1967年8月6日，在南京的家被“派”抄了。局势如此严峻，心急如焚。他嘴里不停地念叨着：“三国英雄没有好下场，死的死来伤的伤！”“我活着是毛主席的人，死了是毛主席的鬼！……”
　　
　　虽有部队和机枪保护，身在大别山的并不踏实，一则这里(南京军区后方医院，对外称一二六医院，为战备需要，是在六安独山一个叫白云观的旧庙址建造的，周围有些不算很高的山和竹林，住的二层小楼在医院不远处一个小山包上)离南京、合肥等中心城市不算太远，驱车一天半晌就能到；二则说归说，真向“派”开枪也不是件好办的事。所以他思来想去，不受冲击的最好方法就是得到“尚方宝剑”，而那时的“尚方宝剑”只有一把，那就是毛主席的一句话。
　　
　　其实已经为他说过话，但都是别的领导人转达的，比如周恩来就打过电话到南京，说：“不许揪同志，如果有人要揪的话，我一小时内就赶到南京去。这不是我个人的意见，这是毛主席的指示精神。”这些话传到南京还是起了很大的作用，本来南京的“派”准备召开万人大会，揪斗，听到周恩来的指示只好偃旗息鼓。但新的一轮揪斗又在酝酿中。想老躲也不是办法，就决定上北京，亲耳听毛主席为他说一句话。可是等他乘车去了合肥，到了合肥稻香楼宾馆，十二军军长上前扶他下车，脚一落地，他就对李军长说：“德生同志，我不行了，我身体这样上不了飞机，北京不能去了。请你给我向打个电话报告一下，就说我身体不好，不能去北京，我在后方医院很安全，请老帅和总理放心。”他改变主意，打道重回大别山。他知道，如果没有忘记他，一定会召见他的。
　　
　　的确没有忘记。
　　
　　1967年武汉“七二〇”事件后，更多的军队将领受到冲击，也更加关注军队将领的状况。从武汉来到上海的，对上海的“形势”和居住很满意，曾对上海警备区的负责人说：“这次在上海很满意，上海很静，很好！”他也很注意看上海的一些小报、传单，看到有登载“反毛主席”的，他就说：“反我，我还未发现。紧跟张国焘，许参加第四方面军，张是，许跟他也是自然的。应该保。”
　　
　　1967年8月17日上午9点多钟，陪同到达上海的代总长给打来电话，讲：“我正陪着‘客人’在上海，‘客人’要见你，派用‘客人’的专机去合肥接你。”
　　
　　从的话音里听出“客人”不会是别人，肯定是毛主席。
　　
　　专机18日上午到达合肥机场，下飞机见了，说：“我这个政委亲自到合肥接司令员来了。”到了上海，住在兴国路72号。刚安顿好，和就先后过来看望。要求尽快见到毛主席，答应早做安排。
　　
　　午饭时，喝了不少酒。往常他不爱睡觉，今天却睡起午觉来了。可能是他心情特别兴奋，自己觉得需要镇定一下。下午2时，的秘书何秀文前来通报，说伟大领袖毛主席要春桥陪马上过去谈话。秘书李文卿立即上楼请起床。
　　
　　起来，酒意未消，讲话还带着一股酒气，秘书很担心毛主席会不高兴。
　　
　　这次接见时间较长。一见面(也有人著文说：刚见到毛主席身影，抢上两步，扑通跪倒在地，一头磕下，放声大哭，声如响雷，嘴里嚷着“主席你快救救我”……此话究竟是当时喝了酒，行为有些冲动，还是文人的凭空想象，不得而知)，就说：“我要春桥乘我的飞机去接你。你身体怎样，住后方医院安全不安全？”
　　
　　报告说，身体可以，大别山也很安全。工区有10个工兵连，一个连200多人；城西湖农场还有一个农垦师，近万人。关切地说：“你在南京不好住，可以到北京住到我家去。”
　　
　　着急地问：“毛主席啊，‘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还要不要啊？”
　　
　　回答：“要啊，‘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怎么能不要呢？！”
　　
　　说出了自己想说的话：“那我就没有错！有人违反纪律，我是执行纪律，有什么错？”
　　
　　按照自己的思路说道：“‘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是我们的传家宝，头一条就是‘一切行动听指挥’，部队不听招呼怎么行？军队要保持稳定，不能自毁长城。”
　　
　　简要地向汇报了自己的“三个不理解”，概括起来就是：一、这么多人(包括)抢解放军的枪，我不理解。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到底管不管用，我不理解。三、陈再道是什么人，我不理解。
　　
　　耐心地做着解释：“抢枪有好人抢，有坏人抢。好人抢了会认识错误，送回去。对坏人就要专政。‘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到底是管用的。”
　　
　　还是不理解：“现在为什么有人要夺我的枪？”
　　
　　的话让一时也难以理解，说：“顶多南京再出现一个张国焘。”
　　
　　进而说，农村都了，老百姓没有饭吃就糟了。毛主席说，农村还是要抓革命、促生产，没有粮食，全国人民饿肚子可不行。毛主席问他家里的情况，说，“自己都顾不上，家里的事我管不了。”笑了：“我家里也有两派，我管不了。”
　　
　　谈话中，记住了对他来说最重要的一句话，说：“南京军区党委是可以信任的，不准揪。你回去同他们讲，就说我说的。”时隔不久，又给“不准揪”这话作了一个诠注：是个代表，打倒，其他大军区、、陈锡联都得倒。对这些文化较低的将领多少有些偏爱，曾在多种场合讲过类似的话。比如1964年3月，他在听取各方汇报，谈到大寨生产队没有多少文化时就说：“一些老粗能办大事。成吉思汗，是一个不识字的老粗。刘邦，也不认识几个字，是老粗。朱元璋也不认识字，是个放牛的。我们军队内，也是老粗多，知识分子少。念过几天书！……、陈锡联也没有念过书，××念过高小，刘亚楼也是念过高小。……结论是老粗打败黄埔生。”
　　
　　接见当晚，、请吃饭。席间讲好了，送返程的飞机第二天上午9点起飞，到机场送行。
　　
　　在上海只住了一个晚上，上午到，下午毛主席接见，第二天一早飞回合肥，换乘汽车重归大别山。
　　
　　虽然来去匆匆，却事关重大，消息不胫而走，很快传开。军区机关的人忙不迭打听情况。知道，南京市、江苏省甚至整个华东都在关心毛主席同他这次会面。他告诉手下的人，可以打电话向家里讲：就说“红太阳”在上海接见了我；就说毛主席指示军队要稳定，“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是我军的传家宝，不能丢；就说毛主席说不准揪。
　　
　　嗅觉灵敏的，知道对的态度，便在各种场合“替说话”。1967年9月28日，在西大厅接见江苏省赴京代表团时就讲道：“在这里，我顺便说一说对同志的问题。因为南京贴了大标语，准备开大会，提出‘打倒’的口号。我们说这不符合实际，如指责同志一贯反对毛主席。这个问题我向主席汇报了，主席说，‘这不符合事实，同志没有反对过我嘛！’至于四方面军的问题，那是张国焘的问题。是过去的事，张国焘负责。当然同志在初期犯了错误，有些可以说是严重的。但同志对自己的错误有正确的认识，他向表示，南京军区前一段的错误他负主要责任，愿意作检查。最近他身体不好，要他休息。”
　　
　　另一位“整人专家”康生也替说了许多好话，这除了他在山东曾与有过合作，最主要的还是取决于的态度。在上述为讲话时，康生就插话说：“同志是坚定地站在毛主席这一边的，解放战争和我在一起嘛，我是他的委员嘛。一系列战斗，打济南、打兖州也好，打淮海战役也好，都是很坚定的。而且是在毛主席、林副主席领导下的杰出的军事家，也是党的一个好同志。同志们要我介绍的话，还可以举出好多例子。在抗日战争，在山东，……他一直是站在毛主席一边的。”在江苏“打倒”呼声再起时，康生又说：“一个时候南京地区‘打倒’的很多。但是，尽管他们在支左工作中犯了许多错误，但是毛主席还是批示说南京军区是所信任的，他们过去是跟着伟大领袖毛主席和林副主席走的。我对同志说好话，今天是第三次了，因为一个共产党员应该实事求是地讲话。这一方面，毛主席语录告诉我们：必须善于识别干部。不但要看干部的一时一事，而且要看干部的全部历史和全部工作，这是识别干部的主要方法。对同志也应该看他的全部历史，全部工作。毛主席说这是识别干部的主要方法，这不仅是对同志，对地方上的干部，对军队的干部，也要用这个方法啰！我曾讲过，南京有人讲，反对毛主席，这恰恰相反，同志在历次重大斗争的关键时刻，都是紧跟毛主席和林副主席的。他无论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是有很多功绩的。这一方面，我同他一道工作过，有责任向同志们介绍。同志我觉得应该向他学习。他在延安遭受×××的严重打击，在华东受到歧视排斥，但他并没有因此消极起来，动摇对、毛主席的忠诚。他照顾大局，讲求团结，不闹分裂，那个时候只有团结才能打仗。他虽然受了坏人的打击、挑拨，但是，他是很坚定的。当然我不是说他没有一点错误，他自己也承认的。大家应该按照毛主席的教导，全面的来看。对的造谣，是坏人别有用心的。这一方面，的批示中说是信任这个军区，这是很重要的。”
　　
　　这样，南京市的群众组织有了打“派仗”的新资料。“是司令部的人，谁反许就砸烂谁的狗头”、“反军没有好下场”、“谁毁长城就打倒谁”、“拥护军管会”等大标语贴了满街，原先那些“打倒许大和尚”、“揪出许大马棒”一类的口号顿时销声匿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