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汉卿：他的舞台永不落幕

魏建宽
　　
　　1958年，关汉卿被世界和平理事会推举为世界十大文化名人，他被誉为中国的。
　　
　　时隔千年，他的作品仍在国内盛演不衰；斗转星移，属于他的舞台永不落幕。
　　
　　成立以来，人民教育出版社编写的高中语文教材换了一套又一套，课文更换了一批又一批，但关汉卿的《窦娥冤》却始终没有从课本中淡出。
　　
　　为什么？善良的人们从至善的窦娥身上看到了人性的光芒；正直的人们从不屈的窦娥身上看到了抗争的力量；嫉恶如仇的人们从窦娥的桩桩誓言的应验中看到了正义的不可战胜；渴望光明的人们从邪恶的最终毁灭里看到了明天的曙光。
　　
　　二
　　
　　为什么饱读诗书的关汉卿，离社会最底层的被侮辱、被损害的人的心贴得那么近？
　　
　　是历史的选择！
　　
　　说是历史的选择，那是因为“只识弯弓射大雕”的蒙古族统治者，将儒士彻底遗弃。这样的历史是从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来，从未出现过的历史。
　　
　　唐太宗曾经笑看着那些匍匐在他脚下进士们，得意洋洋地说：“天下英雄，尽入我彀中矣！”
　　
　　再读读宋真宗的《劝学诗》吧——富家不用买良田,书中自有千钟粟;安居不用架高堂,书中自有黄金屋;出门莫恨无人随,书中车马多如簇;娶妻莫恨无良媒,书中自有颜如玉;男儿若遂平生志,六经勤向窗前读。
　　
　　这分明是封建帝王在向读书人吆喝，在向读书人做交易——功名富贵全在朕的手中，你们只要读好儒家圣贤之书，你们只要能做到金榜题名然后并为我所用，功名利禄啊都会在前面向你招手，向你微笑。
　　
　　君王将读书人攥在手心，就意味着稳定了一个封建王朝的立国基础。封建君王将权力与天下的读书人共享，读书人的人生价值也在科举中、也在为君王的效力中得到体现。他们这些踏上了仕途的读书人，秉承着儒家的忠义，居庙堂之高固然是鞠躬尽瘁为君王打理江山，即使被贬谪、被流放，身处江湖之远，也仍心系君王。
　　
　　柳宗元作《捕蛇者说》，虽不无悲悯情怀，但仍对君王心存幻想，否则篇尾怎会满怀期盼地说“以俟夫观人风者得之”？
　　
　　白居易赋《琵琶行》，与其说是对琵琶女的同情，倒不如说是白居易的自怜，是忠而见谤、贤而见弃的悲怨。如果不是邂逅相遇，他与琵琶女的心灵距离仍相距遥远。我们即使读他不朽的《卖炭翁》，读出的仍是士大夫居高临下的悲悯。
　　
　　只有在关汉卿的笔下，我们才可以读到生活在人间地狱中的人们如此绝望的声音——
　　
　　有日月朝暮悬，有鬼神掌着生死权。天地也，只合把清浊分辨，可怎生糊突了盗跖颜渊：为善的受贫穷更命短，造恶的享富贵又寿延。天地也，做得个怕硬欺软，却原来也这般顺水推船。地也，你不分好歹何为地？天也，你错勘贤愚枉做天！
　　
　　也只有在关汉卿的笔下，你才可以读到这样的文字——“这的是衙门自古向南开，就中无个不冤哉……从今后把金牌势剑从头摆，将滥官污吏都杀坏……”
　　
　　声声泪，字字血，呼天抢地，痛彻骨髓！
　　
　　这样的文字，没有半点温柔敦厚，有的只是杀伐之气！
　　
　　这样的文字，是控诉，是声讨，是檄文，是火山爆发般的冲天怒气的大宣泄，是大绝望之后的大清醒！
　　
　　为什么这样的文字，只能跳跃在金末元初的关汉卿的笔下，而不会闪现在柳宗元、白居易的纸上？
　　
　　因为，关汉卿就是那些被侮辱、被损害的最底层的人群中的一个！
　　
　　三
　　
　　读书人在元代的地位如何？
　　
　　读明代宋濂编撰的《元史》，你就会找到答案。
　　
　　成吉思汗，是一代天骄！但是，他只相信蒙古弯刀的神功，他只相信蒙古铁骑的神勇，他驰骋大漠，东征西讨，所向披靡。在他的眼中，文弱的儒士有何价值？
　　
　　元太宗窝阔台平定中原之后，他的丞相耶律楚材提出以“儒术选士”的建议，窝阔台虽然当时曾一度动心，但在现实中却遭到了强大的阻力。是什么阻力呢？《元史》只以“而当世或以为非便，事复中止”做出了解释。
　　
　　元世祖忽必烈，也曾与丞相等大臣讨论过恢复科举制度一事，但《元史》记载的仍是“而未果行”与“事未施行”。
　　
　　直至元仁宗皇庆三年（公元1314年），科举考试才真正实现了，这才有了元代的第一批进士。不过，此时离元太宗入主中原已近一个世纪了！
　　
　　关汉卿有生之年是否见到了元代科举制度的实施呢？按文学史一般的说法，关汉卿“约生于十三世纪初，卒于十三世纪末”（朱东润《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由此看来，关汉卿生活的时代，根本还没有恢复科举，他是无法参加科举以跻身仕途的。因为，元代统治者，根本就没有给关汉卿这样一条通向功名利禄的阳关大道。
　　
　　处在元代这样一段以科举求进身之路中断时刻的读书人，那么在干些什么呢？
　　
　　忽必烈的翰林学士王鹗描述了这些读书人的出路：“贡举法废，士无入仕之阶，或习刀笔以为吏胥，或执仆役以事官僚，或作技巧贩鬻以为工匠商贾。”
　　
　　何为“执刀笔以为吏胥”？不就是为衙门官府抄写公文，做个职业写手吗？这样的人，还会有自己的思想？还会有独立的人格？
　　
　　何为“执仆役以事官僚”？不就是做一条跟随王公大臣摇尾乞怜讨一杯残羹度日的狗吗？这样的人，还会有自己的尊严？还会有自己的明天？
　　
　　何为“作技巧贩鬻以为工匠商贾”？不就是做个手艺人，或做个小商贩吗？在封建社会，商贾与百工，难道不是贱民之流吗？
　　
　　元代的儒士，元代的读书人，其社会地位也还偏偏就是处在这样尴尬的地位。
　　
　　写出过《倩女离魂》这样的传世之作的郑光祖，与关汉卿、王实甫、白朴被人并称为“元曲四大家”。他曾担任过杭州的路吏，深知他这样的失去了科举进身之路的读书人的尴尬。他在《倩女离魂》的舞台说明中，称呼书生与秀才为“细酸”。好一个“细酸”！不就是读书人卑微如草芥吗？不就是迂腐如现代文坛巨匠鲁迅笔下的孔乙己之流的那类人吗？
　　
　　“细酸”，多么形象的称谓！读书人竟成了物质贫乏与精神病弱的代名词！
　　
　　任何一个社会，都由不同的阶层组成，元朝也不例外。读书人，即人们所说的儒士，在元朝的社会地位竟被排在娼妓之后，仅在乞丐之前——“九儒十丐”。
　　
　　读孔孟书的儒士们，竟然被挤兑到了社会的边缘！
　　
　　读《元史》第一百八十卷，你还会读到这样一个情节——
　　
　　元延祐年间，元仁宗终于决心实行科举了，也终于想起了孔子的后裔了。一天，他问身边的臣子说：“孔子的后裔现在该是第几代了，是孔子的哪一个孙子承袭爵位啊？”臣子回答说：“还没有确定！”元仁宗于是亲自将孔家的谱牒拿来查看说：“承袭爵位的应该是孔子的五十四代孙孔思晦啊，这还有什么不清楚的吗？”于是让孔思晦承袭“衍圣公”的爵位，但官品仍是四品。后来经山东地方大臣的力谏，才升为三品。可叹的是，此刻孔家的祖庙已因兵灾被毁多年，宋代皇帝恩赐给他家的三千亩良田也被地方上的豪门大族欺占了近百年。此刻，因为又有了元仁宗皇帝这把保护伞，得以回归，但世道的沧桑，儒士的遭遇由此可见一斑！
　　
　　其实，孔圣人后裔在元代的遭遇，不正是元代读书人命运的缩影吗？
　　
　　明白了这一历史背景，再读《窦娥冤》，我们就会明白关汉卿为什么那么了解底层人民的疾苦，因为他自己就属于社会最底层一族。
　　
　　明白了这一历史背景，再读关汉卿的《南吕·一枝花·不伏老》，你也就不会感到奇怪——关汉卿为何与生活在青楼的有着那么亲密的接触。
　　
　　四
　　
　　要了解关汉卿，关汉卿的《南吕·一枝花·不伏老》是得一读再读的。
　　
　　攀出墙朵朵花，折临路枝枝柳。花攀红蕊嫩，柳折翠条柔。浪子风流。凭着我折柳攀花手，直煞得花残柳败休。半生来折柳攀花，一世里眠花卧柳。
　　
　　我是个普天下郎君领袖，盖世界浪子班头。愿朱颜不改常依旧。花中消遣，酒内忘忧。
　　
　　我是个蒸不烂、煮不熟、捶不匾、炒不爆、响当当一粒铜豌豆，恁子弟每谁教你钻入他锄不断、斫不下、解不开、顿不脱、慢腾腾千层锦套头？我玩的是梁园月，饮是是东京酒；赏的是洛阳花，攀的是章台柳。我也会围棋、会蹴鞠、会打围、会插科、会歌舞、会吹弹、会咽作、会吟诗、会双陆。你便是落了我牙、歪了我嘴、瘸了我腿、折了我手，天赐与我这几般儿歹症候。尚兀自不肯休。则除是阎王亲自唤，神鬼自来勾。三魂归地府，七魄丧冥幽。天哪，那其间才不向烟花路儿上走。
　　
　　“铜豌豆”作何解？是元代中称呼老狎客的暗语。不是关汉卿不想“致君尧舜上”，不是关汉卿不想“立德、立言、立功”，而是他只能“花中消遣，酒内忘忧”。而且他还真在脂粉堆里寻找到了自己的知音，他与杂剧演员朱帘秀的传奇故事不就是最好的明证吗？他与那些青楼女子的感情是真挚的，虽然他以诙谐玩世的文字来表达；他的艺术才情也是真实的，虽然他以不无自夸的口吻来渲染。他并没有为自己与最底层的那些歌女戏子为伍而感到羞愧，他恰恰以此为荣。因为，他在黑暗中看到了星辰，在地狱中看到了天堂。
　　
　　时代与历史将一代艺术天才交给了市井，交给了最底层的那个世界，关汉卿也乐意成为他们的代言人！于是他投入了巨大的创作热情，一生创作出了六十多部戏剧作品。他为他们歌，为他们哭，为他们笑，为他们骂，他以自己的作品成就了自己的不朽。
　　
　　《元史》的列传上少了一位贤臣，但中国艺术史上却多了一位艺术大师，这是历史的过错，还是我们中华文明的幸运？
　　
　　五
　　
　　《元史》的确没有为关汉卿留下位置，正史向来是帝王将相的家传。在封建帝王的眼中，关汉卿只不过是一个戏子！
　　
　　我们还真得感谢一位元朝人钟嗣成，是他将他那个时代的杰出的元曲作家的生平一一为我们作了简单的梳理。钟嗣成为我们留下了关于关汉卿生平的记录——“大都人，太医院尹，号己斋叟。”虽然只寥寥十三字，但对于后世崇敬关汉卿的读者来说，总还算得上是一个慰藉。
　　
　　不过，关汉卿也毕竟是元代的关汉卿，他没能与无法跳出他所处时代的局限。
　　
　　窦娥之冤，是一个千古奇冤！那么由谁为她申冤呢？
　　
　　关汉卿选择的是她的父亲，是她的金榜题名之后又深得圣上无限信任的父亲，是她的后来升为二品大员巡察州府手握尚方宝剑能先斩后奏的父亲。
　　
　　戏剧的结尾是大快人心的，张驴儿被千刀万剐而死，赛卢医被发配蛮荒之地充军服苦役，贪婪昏庸的主审太守被杖责永不能被录用。
　　
　　这样一个大光明的尾巴，的确能告慰窦娥的冤魂，的确给了观众以快感，也的确给了读者以慰藉。不过，我们应该明白，在关汉卿看来，千千万万个含冤的窦娥的最后的救世主还是皇帝。试想，如果窦天章不能中进士，如果忠信廉洁秉公执法的窦天章不能深得君王的重用，谁又能为窦娥申冤？
　　
　　关汉卿一方面借窦娥的冤魂控诉那个世界“这的是衙门自古向南开，就中无个不冤哉”，一方面又希冀由皇权来拯救那个世界，这岂不是自相矛盾？
　　
　　一个生活在废除了科举的时代的关汉卿，却仍幻想他笔下的正义与天理化身的窦天章通过科举取得功名取得大权来消弭这个世界的苦难，这岂不是一个更大的幻想？
　　
　　那么关汉卿与他的《窦娥冤》的价值在哪里呢？我想，只要这个世界还有苦难，只要这个世界还有窦娥的故事在重演，只要这个世界还有贪赃枉法的现象在继续，这个世界就仍需要千千万万个关汉卿！我们的后代就仍要一代代地传诵《窦娥冤》！
　　
　　正因为如此，属于关汉卿和他的《窦娥冤》的舞台，永远不会落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