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典医学模式“经典”吗

“干预的最初设想→建立低等动物模型→干预低等动物模型→建立大的哺乳动物及灵长类模型→干预大的哺乳动物及灵长类模型→临床试验治疗→临床常规治疗”，这就是我们目前生物医学界备受推崇和严格遵循的现代经典医学模式，被奉为“金科玉律”。

　　1982年，瑞典科学家Backlund首次将人的自体肾上腺髓质植入患者一侧的尾状核头部。以后的2年中，他又移植成功3例，但靶点改为一侧的壳核，患者均为重症运动缓慢－僵直型帕金森病，术后症状均有不同程度改善。在此期间，美国脑内移植登记处主任Bakay指出：一项科学技术应用于人类之前，通常试用于鼠类，然后是大的哺乳动物及灵长类。对Backlund等避开了这种传统方式直接将啮齿类动物的实验结果应用于人类的做法，表示有不同意见。

　　然而，随后这项技术仍得到广泛推广和发展。1990年9月，世界医学会第41届大会批准了胎儿组织移植的报告。协会认为，在今后10～15年，胎儿组织移植是治疗许多变性疾病的重要方法之一。

　　至今已有美、英、加拿大、意大利、西班牙、日本、俄罗斯、印度、中国等国家的许多神经科学家，先后采用不同性质的胚脑组织或细胞移植治疗各种不同中枢神经系统疾病。从目前的研究趋势与成果来看，多数国内外学者对神经组织细胞移植的作用趋于肯定，并且神经组织细胞移植引起了越来越多学者的兴趣。

　　现代经典医学模式对一些非致死性、并不严重的疾病，无疑是研究工作应遵循的最佳指南，可以最大限度地保证人体安全。但对一些致死性疾病，如运动神经元病（诊断后生存期仅3～5年），一些我们目前束手无策的严重机体损伤，如完全性晚期脊髓损伤，我们应该如何选择呢？是坐以待毙、无所作为还是勇敢创新和突破？

　　实际上，在现代生物医学研究领域，“盲人摸象”的弊端初见端倪，对一个整体的人和一个整体的疾病缺乏整体性的研究。正如一位脊髓损伤患者在网上大声疾呼的那样：“现在，我们的动物实验已经够多了，是该实实在在为病人做点事情的时候了。”

　　对那些“病入膏肓”的病人，医生本着救死扶伤的精神，不是消极地对待疾病，而是千方百计与疾病抗争。只要这种疗法有一定的科学根据，同时具有逻辑上的合理性，作为特殊情况下的非常措施，并且是对患者负责和有利于医学科学发展的做法，同时让所有志愿者或其父母了解这一临床试验治疗的特性和可能结果，这样做是合乎道德的。反之，排斥和放弃对患者有效的治疗是完全违背医学伦理的，也会严重阻碍和延缓医学科学的进步。

　　很久以来，我们把科学过度地限定在严谨的范畴之下，僵化了我们的思维，限定了我们的创新激情。在知识增多的同时，我们的想象力和大胆否定的胆量渐渐被禁锢了，破除陈规的天赋渐渐萎缩了。我们甚至总是抱着“不依规矩，不能成方圆”的心态去故步自封、画地为牢。每天把标准答案视为真理，于是只会鹦鹉学舌、人云亦云，无形中丢掉了属于自己的否定、改变、革新与创造。突破种种弊端的最好方式是到我们的“科学观”这个源头上来，重新审视我们对“科学观”本身的理解是否“科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