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国少将段苏权为何一生举行过两次追悼会

开国少将段苏权（1916-1993），湖南茶陵人，16岁参加红军，身经百战，九死一生。曾担任过福州军区副司令员，军政大学副校长，军事学院政委、常委等职。
　　
　　段苏权逝世后，时年91岁的夫人陈琮瑛前来悼念，说：“长征路上，我们已经为段苏权同志举行过一次追悼会，可他没有死，拖着打碎了的脚，一路乞讨又爬回部队……”
　　
　　段苏权负伤乞讨回家的半年多时间，先后得到过几位老百姓的救助。他一直没有忘记他们，1983年10月，终于在四川找到当年的救命恩人。那么，段苏权是怎样归队的？他和救命恩人之间有何情缘呢？
　　
　　负伤致残
　　　　
　　1934年10月，、、萧克、率领的红二、六军团（红二方面军前身）准备从贵州回湘西前，任命18岁的段苏权为独立师政委，他和师长王光泽率800多人（有枪400多条）奉命留下游击，掩护主力东进。
　　
　　段、王率独立师在黔东20多天内，坚持游击战，大小战斗20余次，调动和牵制1万多敌军，成功地掩护了主力向湘西进军。此后，他们欲率独立师东进湘西和主力会合，遭敌围攻，200多人被敌分割，遭民团突击，几乎全部遇难。段、王率主力600多人进入梵净山中，于11月25日由贵州松桃县入四川秀山县，进抵古镇梅江场。在进攻中，段苏权率通讯班几个战士走在队伍前面，当冲到梅江场中街时，突然，前面隐蔽的敌人开枪向他射击，一颗罪恶的子弹，低低地，朝他的右脚踝钻入，重重地打穿了他的脚踝骨。他失去支撑，倒在街上，无法动弹。子弹还在飞来，几个战士把受
　　
　　伤的政委背了下去。听说政委负伤，战士红了眼，冲进街，占领梅江，开仓济民，于次日撤出梅江场。
　　
　　段苏权右脚踝粉碎了，无法站立，王光泽师长和警卫员把他扶上马。脚踝钻心地痛，为了不伤士气，他强忍疼痛挺直了腰板。可是无法遮掩的血不停地滴落下来，染红了山路。师长、战士们看到政委一路流血，劝说他上了担架。他的脚继续滴血，染红了担架。各地民团如闻到腥味的饿虎，蜂拥而至，一路发疯地围追堵截，战士不断牺牲、被俘、失散，但无法甩开敌人。这时，弹尽粮绝，独立师陷入绝境。天色阴郁，蒙蒙细雨，是老天闪烁的泪花。师长收拢部队向山上爬，七零八落的队伍，拖着空空的肚子和沉沉的双腿，爬着陡峭滑溜的山坡，不停地摔跤。师长心情沉重，段苏权也很纠结，身为政委无法指挥战斗，为师长分忧，连路都无法走，拖累4名战士轮流抬着自己，小心翼翼地爬着泥鳅般的山坡，他心里的疼痛远远超过了伤口。敌人不停地前堵后追，战士们饿得头昏眼花。师长心急如焚，他必须迅速将剩余部队带出，赶到湘西和主力会合。
　　
　　一路流血的段苏权躺在担架上，脸色苍白如纸，痛得紧皱眉头。没有药，创伤非三两天能愈合。师长想把他寄放在老百姓家养伤，但又不忍心开口。在白色恐怖中，老百姓谁敢掩藏一个红军伤员？即使有好心人肯收留，民团严密搜索，也难藏得住啊！寄放等于丢弃，可不寄放又怎么办呢？师长鼓了几次勇气，只好俯身向段苏权表示了要留下他就地养伤的意思。
　　
　　段苏权虽然知道留下后凶多吉少，但他不想因为自己耽误几百战友的求生，说：“就这么办吧，师长，你快带部队走吧！”
　　
　　山洞里的十多天
　　
　　一个红军带着两个战士把段苏权抬到秀山县雅江乡丰田村，这是一个山区小村，只有几户人家，躲在深山窝里很隐蔽。他们找到一个贫苦厚道的穷裁缝李木富，李木富见到段苏权伤得这么重，动了恻隐之心，答应留下他养伤。藏在家里危险，李木富便领着担架上了山，找到一个月牙形的小洞，把他藏进洞里。和战士流泪告别，匆匆去追赶部队了。
　　
　　10米左右深的小山洞阴暗潮湿，有一股泉水从洞里流出，喝水不发愁。李木富和妻子杨桂花抱来一捆稻草，铺一半在地下做褥子，留一半当被子。李木富走后，段苏权在洞里睡了一觉。
　　
　　第二天一大早，来了几个凶恶的民团，李木富耷拉着脑袋站在一边，歉疚地看着他。原来民团听到了风声，强迫李木富带来搜查，重伤的段苏权手无寸铁，无法抵抗。民团搜走了他身上的3块大洋，剥光了他的军装，他只剩下一条带血的裤衩。山风呼呼，他冻得缩成一团。民团头子抡起大刀，准备杀了他。呆呆看着这一切的李木富在一边叫着团丁头目的名字求情：“莫造孽啰！他是个残疾人，动不了啦。图了财就行啦，莫害人家性命！他也活不长啦，你们可怜可怜他吧！”李木富是裁缝，曾经给这些本地团丁做过衣服。民团头目恶狠狠地瞪了段苏权一眼，吆喝民团下山了。
　　
　　李木富把他扶进山洞，留下一点草药，抹着眼泪走了。以后，李木富夫妇每天送点红薯稀饭、草药来，维持段苏权的生命。段苏权像死人一样躺在山洞里，屎尿脓血狼藉，臭不可闻。最难熬的是肚子，每天送来一点红薯稀饭，哪里吃得饱，肚子长时间干瘪，空得揪心。半个月后，连每天一顿红薯稀饭也难以为继，李木富也送得不那么勤了。也难怪，一个山乡贫寒之家，一家几口人也要吃饭，哪里有能力供养一个红军伤员呢？李木富一连三天没送吃的来了，段苏权只能喝山泉水。他饿得气息奄奄，便用两个手掌和膝盖爬出山洞，穿着那条仅能遮羞的短裤，一点一点向山下挪去。手掌、膝盖被荆棘、山石刺出了血，他咬牙朝李木富家爬去，爬到李木富家，膝盖已磨得血
　　
　　肉模糊，露出白生生的骨头，他痛得昏了过去。
　　
　　李木富夫妇把他扶进家门，用温水给他洗净伤口，给他喂了些红薯稀饭。他看着李木富空空如也的家和面带菜色的一家老小，明白自己必须离开这里，救命恩人家的红薯稀饭也所剩无几了。他决定回湖南茶陵老家。李木富请邻居、木匠苏仕华连夜给他做了两根拐杖，苏仕华又为他做了个竹筒，钻了个窟窿，拴上绳子，挂在拐杖上做讨饭碗。他告别了恩人李木富夫妇和苏仕华，踏上了凶险莫测的行乞之路。
　　
　　段苏权撑着两根拐杖，一蹦一蹦地带动着身子，往前挪。讨饭碗晃荡着。李木富夫妇站在村口，看着这个光着身子和双腿，仅穿一条破裤衩的乞丐，一跳一跳的可怜身影，鼻子一酸，流下眼泪。李木富家太穷了，连一身遮蔽身子的破烂衣服都无法送给这个落难的红军伤员。
　　
　　乞讨回家
　　
　　段苏权，这位名副其实的乞丐，拄着双拐，一跳一跳地走在陌生的山路上，讨饭碗里晃荡着讨来的清汤寡水，他惦记着独立师的战友们。他当然想不到，独立师已在1934年11月28日全军覆没，师长王光泽不幸被俘，于12月21日被敌人枪杀在四川省酉阳县龙潭镇了。
　　
　　段苏权一路乞讨来到川湘交界处的湖南花垣县茶洞镇一个土地庙，他在这里讨到了2000多枚铜板，准备作回家的盘缠，铜板叮当作响，响得段苏权心里挺温暖的。正当他陶醉在数钱的喜悦中，土地庙的门“哐当”一声被撞开，窜进一个人高马大的恶丐，一把抢走了他的钱。段苏权叫喊着，哀求着。恶丐狞笑着，扬长而去。段苏权脚踝还未痊愈，哪里追得上。
　　
　　段苏权只好每天讨点残羹剩饭，苟延残喘。一天，一位老乡把他拉到墙角，咬着他的耳朵说：“跛子，快走，团总知道你是红军，他们要把你扔进河里喂鱼。”
　　
　　得到消息，段苏权拼命地蹦跳，逃离茶洞镇，一路乞讨几百里，来到湘西永顺县的王村镇。从王村流过的酉水是沅水的支流，王村有直通岳阳的水路，段苏权萌生了经岳阳回茶陵养伤的念头。这天，他一蹦一蹦地到了河边，见一艘卸
　　
　　完米的船正准备直下岳阳，他向船老板苦苦哀求让其乘船。船老板问他是哪里人，他说是茶陵人。无奈口音不同，非茶陵人的老板听不懂，频频摇头。读过私塾和高小的段苏权便拿起船板上一支记帐的笔，写了“湖南茶陵人”五个字。这五个字苍劲、有力，令船老板刮目相看，船老板眼睛忽然一亮，觉得这个乞丐不是一般的叫化子，善心也就发了，让段苏权上了船，段苏权便置身于船头的一角，一路滔滔直抵岳阳。到岳阳后，他在别人的帮助下爬上了一列装煤的火车。他在醴陵站下车后，又沿路乞讨，于1935年7月17日来到攸县皇图岭车站。
　　
　　段苏权在车站徘徊着，满头杂乱的披肩长发长满了虱子。讨来的破棉袄也在煤堆里滚得油黑锃亮，腋下被磨得露出油渣一样板结的棉团，四川恩人送的拐杖也变了形。脸上憔悴不堪，蓬头垢脸。但他的茶陵乡音未改。一个茶陵人搭讪着和他说话，认了乡亲。
　　
　　这个茶陵老乡叫刘维初，贫苦出身，在醴陵渌江桥附近开了一家小豆腐店。这天，他在皇图岭圩场办事，见到大家在围观这位衣衫褴褛，面容憔悴的乞丐，发现他竟然操着茶陵口音。他乡遇知音，非亲三分故，便产生了恻隐之心，待知道他的来历和境况之后，不禁唏嘘感叹一番，深感塞几块钱不能了事。
　　
　　刘维初将他扶到家里。在豆腐店里，乞讨一年来段苏权第一次理了发，跟那头“虱子窝”告了别，换上了干净衣裳，恢复了人的模样和姓名，也开始敷药治疗脚伤。
　　
　　段苏权在刘维初店里住了42天，身体基本恢复了，可以直立行走了，他便给茶陵县尧水乡高径村的父亲写了信，父亲借了十几个大洋，千恩万谢地酬谢了刘维初，把儿子接回家里。
　　
　　寻找救命恩人
　　
　　回到家乡的段苏权，一心想找红军，他知道红军去了西北，正在那里抗日。1937年9月的一天，有个叫谭毛狗的老乡从西北回来，谭毛狗当过红军，长征到了西北后，跟的部队打仗被俘，当了东北军的勤务兵。现在请假回乡探亲。段苏权从他嘴里获悉很多红军的消息，心情豁然开朗。
　　
　　他向谭毛狗要来军装和休假证做护身符，直奔太原，见到八路军办事处主任。老上司见到段苏权，惊愕得半天说不出话来，以为遇到“鬼”了，他激动地拍着3年来渺无音信的师政委，高兴地说：“我们曾给你开过追悼会，原来你还活着啊！好，大难不死，必有后福！”
　　
　　段苏权将自己这3年的经历做了汇报。听后，不断赞扬李木富和刘维初的仁义心肠，并说：“将来革命成功了，应该好好感谢他们。”
　　
　　历经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段苏权终成我军赫赫名将……
　　
　　段苏权没有忘记刘维初这份恩情，一直视其为恩人。全国刚解放，他就来信询问刘维初的情况。1950年，时任东北军区空军司令员的段苏权，派人专程来茶陵看望刘维初，还将他的儿子刘卿陶接到沈阳，送入大连工程学院学习，将其培养成工程师。
　　
　　段苏权除了间或给刘维初寄钱外，还将他接到北京家里闲居，并表示要留他长期居住。刘维初表示自己劳动惯了，闲居不习惯，回到家乡，于1983年病故。刘维初生前常常对人讲：“我救过的这个的大‘官’，最重情谊啊！”
　　
　　每次看到脚上那块伤疤，段苏权就会想起四川大山里的恩人。建国后，他曾多次打算到当年战斗和蒙难的川东地区，寻找救命恩人，但一直未能如愿。改革开放后，政局稳定了，他再也坐不住了。
　　
　　1983年10月6日，时任常委、军事学院政委的段苏权怀着多年的夙愿，从北京来到阔别多年的四川省秀山县，参加秀山县土族、苗族自治县成立大会。回到49年前战斗及蒙难的故地，段苏权感慨万千。在当地领导的陪同下，段苏权走遍了蒙难地区，访问了不少干部群众，一连查看了5个山洞，由于年代已久，加上他当年也未给李木富留下自己的姓名和暴露自己的身份，始终没有打听到当年的救命恩人的下落。由于时间关系，公务繁忙，他不得不回京。深感遗憾的他只得委托秀山县党史部门代他继续寻找。
　　
　　段苏权返京不久，他回到秀山的消息传到李木富老人的耳中，老人万分激动，立即叫大儿子告诉秀山县委领导，介绍了当年掩护红军的过程，并邀到家里做客。秀山县党史研究室随即来到老人家里，终于弄清了50年前这一传奇情缘发生在雅江乡丰田村，并找到当年救护段苏权的几位老人：86岁的李木富，94岁的苏仕华，同时得知李木富的爱人杨桂花已经去世了。
　　
　　段苏权亲眼看到秀山县党史研究室寄来的几位恩人的照片时，激动得热泪盈眶，情不自禁地写信给秀山县委说：“见到几位老人的照片，我是多么地高兴呀！他们无愧于红军的亲人，理应受到新社会的尊敬和爱戴。”他多次寄钱给这几位老人，一次就寄了1000元给李木富。
　　
　　1984年4月，秀山县委和县政府为了表彰李木富老人，将一块写着“红军的亲人”的匾额赠送给了他，转达了段将军对老人的亲切问候，并奉上了段苏权寄来的款项。老人回顾往事，历历在目，千言万语，化作滚滚热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