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早的“薪水”一词，出自《晋书·刘寔传》，“薪水之事，皆自营给”，说的是砍柴、打水等杂务，不是“工资”，更和钱无关。
不过也就是在这个时期，“薪水”逐渐有了“筹劳”、“工资”的意思。尽管如此，由于整个西晋官府连一枚铜钱都没有铸造过，尽管官书上言之凿凿，说官员的俸禄种类，包括米、绢、绵、钱、菜田、杂役等种类，但即便按照这种说法，“钱”在“工资”成分中，也仅仅“行四”，重要性显然不如粮食、布帛之类的实物。且许多具体记载都显示，西晋的正式官员“工资”，其实只有粮食、布帛和占田，如一品官每月俸禄为五斛，每年春、秋两次，共发放绢三百匹，绵二百斤，占田一品官五十顷，以下每降一品减少五顷，九品官只占田十顷。很显然，钱这东西，即便贵为一品大员，也很难在“工资表”上看到。官员如此，寻常劳动人民自然更没啥指望了。
从西汉末年到西晋，中国经历了一个长达两百年的“钱币回潮期”，市场上钱币的流通量和重要性都较西汉明显下降，官员工资从以发钱为主，变成实物和钱各占一半，市场上贸易也从主要依靠铜钱，回潮成《诗经》中“抱布贸丝”之类物物交换的场景。很显然，西晋整个朝代不铸造一文铜钱，官员“工资”也不着一个钱字，不过是这一“钱币回潮”趋势的延续。
由于汉末和三国时的战乱，和整个社会潮流对钱的反感(鲁褒的《钱神论》就是典型范例，这篇西晋著名杂文对钱的弊端极尽讽刺揶揄之能事)，加上当时庄园经济开始兴盛，商品交易退化，钱这东西在当时还真未必比谷物、布帛、田地等值钱、好使。当时的许多记载都表明，非但“工资”，连行贿受贿也是实物为主，如“竹林七贤”中的山涛，就曾一次收到鬲县县令袁毅行贿的蚕丝一百斤，且记载表明，当时许多官员都收到一模一样的贿赂。
不过，钱并未真的“人间蒸发”，而是时不时在史书记载中露一下脸，露面次数虽不多，数量却相当可观。
比如前面提到的刘寔，曾在西晋惠帝司马衷时代一次获得“钱百万”的赏赐；山涛在晋武帝司马炎太康四年(公元283年)受赐“钱五十万”；司马炎时名臣李熹，在太康年间同样受赐“钱五十万”。这个时代物价低廉，钱又是极端稀罕之物，动辄几十万、上百万的铜钱流动，又是演的哪一出？
仔细观察便可发现，上面这些和钱有关的大手笔，全部是皇帝对重臣的赏赐，且刘寔、李熹的“赏钱”，是对二人年老后主动按时请求退休、且一贯操行良好的表彰，而山涛的五十万，更是死后和棺材、寿衣之类一并颁赐下的“抚恤金”。
很显然，在政府停止铸钱、市场上也盛行物物交换的西晋，大宗铜钱往来在很大程度上成为上层社会用于充门面、讲排场的“样子货”，不是用来花，而是用来显摆的。当然，由于所有铜钱都是“古代”的存货，数量有限，能做这样高档“样子”的，也只限于皇族、皇亲国戚，和个别高官中的高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