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钩一言堂】对《条例》有意见是不是妄议？
By 挑灯看吴钩
at 2017-06-12 • 0人收藏 • 287人看过
对《条例》有意见是不是妄议？
近日，印发了《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该条例被不少党建专家称为“改革开放以来最全、最严党纪”。特别是第六章第四十六条禁止“妄议大政方针”，违反者情节严重的，给予或者处分这一条在网上引起了不少质疑。
应该说，在十八大全面落实从严治党的背景下，党内通过制度的刚性和建设性力量，突出体现党纪的严肃性和严厉性，实现让党员干部从“不敢腐”到“不能腐”“不想腐”是必要的，而且意义也十分重大。可是，我认为禁止“妄议大政方针”这一条欠妥。
首先，有违反《》之嫌。第一章第三条明确规定，党员有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勇于揭露工作和纠正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的义务。第四条又规定党员在党的会议上和党报党刊上，有参加关于党的政策问题的讨论；对党的工作提出建议和倡议。而且党的任何一级组织直至都无权剥夺党员的上述权利。
既然党员有权利对党的方针、政策、工作提出批评和建议，哪怎么区别这些批评和评论不是“妄议”呢？记得伟大领袖党在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所做的报告《论联合政府》中就曾提出：“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并将其作为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以达到党内外团结的原则。如果不允许“妄议”，又如何确保这一原则和的执行和落实呢？
曾说：“一个革命政党，就怕听不到人民的声音，最可怕的是鸦雀无声。”2013年2月， 又云：“对中国共产党而言,要容得下尖锐批评,做到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纵观历史，无论是党的哪一个领袖，都是提倡畅所欲言，让人说话，哪怕是说错话。为什么呢？因为这样做不但能加强党的团结，更能使党少犯错误，最有利益党的事业！
历史早已证明，世界上没有永远正确的政党。回顾一下我党的党史最能说明这一点。比如早年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左倾盲动主义错误”、“肃反”，以及后来的“”、“”等等，可谓错误不断。然而，我党之所以经历这么多的错误和坎坷，依然取得了一个又一个胜利，最关键的原因就是勇于接受“妄议”和批评，不断改进的结果。而长征路上的，以及后来的、林昭、，包括安徽凤阳的十八户农民，他们哪一个不是批评和“妄议大政方针”的民族英雄？
世界上没有十全十美的圣人，也没有100%正确的政党。谁也不能保证我们的政策、方针和工作没有一点问题。任何人、任何政党都没有资格不让人批评和“妄议”。就好像刚刚印发的《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不可能100%的完美无缺，难道我在这里提出不同的观点就是妄议，就一定不对吗？
忠言逆耳，良药苦口。即使“妄议”的不对，并非苦口的良药，我们也不应禁止。因为没有“妄议”就引不来正确的批评和善意的警钟，党就很可能丧失自我纠错的机能！
近日，印发了《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该条例被不少党建专家称为“改革开放以来最全、最严党纪”。特别是第六章第四十六条禁止“妄议大政方针”，违反者情节严重的，给予或者处分这一条在网上引起了不少质疑。
应该说，在十八大全面落实从严治党的背景下，党内通过制度的刚性和建设性力量，突出体现党纪的严肃性和严厉性，实现让党员干部从“不敢腐”到“不能腐”“不想腐”是必要的，而且意义也十分重大。可是，我认为禁止“妄议大政方针”这一条欠妥。
首先，有违反《》之嫌。第一章第三条明确规定，党员有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勇于揭露工作和纠正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的义务。第四条又规定党员在党的会议上和党报党刊上，有参加关于党的政策问题的讨论；对党的工作提出建议和倡议。而且党的任何一级组织直至都无权剥夺党员的上述权利。
既然党员有权利对党的方针、政策、工作提出批评和建议，哪怎么区别这些批评和评论不是“妄议”呢？记得伟大领袖党在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所做的报告《论联合政府》中就曾提出：“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并将其作为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以达到党内外团结的原则。如果不允许“妄议”，又如何确保这一原则和的执行和落实呢？
曾说：“一个革命政党，就怕听不到人民的声音，最可怕的是鸦雀无声。”2013年2月， 又云：“对中国共产党而言,要容得下尖锐批评,做到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纵观历史，无论是党的哪一个领袖，都是提倡畅所欲言，让人说话，哪怕是说错话。为什么呢？因为这样做不但能加强党的团结，更能使党少犯错误，最有利益党的事业！
历史早已证明，世界上没有永远正确的政党。回顾一下我党的党史最能说明这一点。比如早年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左倾盲动主义错误”、“肃反”，以及后来的“”、“”等等，可谓错误不断。然而，我党之所以经历这么多的错误和坎坷，依然取得了一个又一个胜利，最关键的原因就是勇于接受“妄议”和批评，不断改进的结果。而长征路上的，以及后来的、林昭、，包括安徽凤阳的十八户农民，他们哪一个不是批评和“妄议大政方针”的民族英雄？
世界上没有十全十美的圣人，也没有100%正确的政党。谁也不能保证我们的政策、方针和工作没有一点问题。任何人、任何政党都没有资格不让人批评和“妄议”。就好像刚刚印发的《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不可能100%的完美无缺，难道我在这里提出不同的观点就是妄议，就一定不对吗？
忠言逆耳，良药苦口。即使“妄议”的不对，并非苦口的良药，我们也不应禁止。因为没有“妄议”就引不来正确的批评和善意的警钟，党就很可能丧失自我纠错的机能！
18 个回复 | 最后更新于 2017-08-01
如果你是位官员，那么请你尽量保持公正、廉洁，善待你治下的人民，对来自老百姓的批评保持克制和宽容。你的所作所为会被人们记在心里，就算有一天风云突变，你也会安然无恙稳若磐石。
如果你是位商人或企业家，那么请你诚信经营，不要制假贩假，不要为富不仁，量力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除此而外，你还有富裕财力和勇气担当的话请适当容纳、接济那些因遭遇当权者打压而导致生活陷入困顿的民主自由人士，资助民主运动，做一名当代的“开明绅士”。当自由的阳光普照神州大地，功劳簿上也当有你的美名。
如果你是名学者、专家、教授等知识分子，那么请在你的专业或社会公共领域，用你的知识、经验、思想驳斥谬误，正本清源，引导社会舆论，启迪民智，倡导自由，呼唤民主。知识分子是民族的脊梁，知识分子挺直了腰杆，人民才可能免于匍匐在地。
如果你是位军人，那么请你勤学苦练军事技术保家卫国之余，认真思考一下，你来自哪里，谁养活着你，你该对谁尽责为谁效忠的问题，或许在将来的某一天你的抉择会成为稳定中国的定海神针。
如果你是一位普通劳动者，既无一呼百应的影响力，也无周济他人的财力，那么你起码可以从身边做起，从小事做起，善待你的亲友和同事，可以耐心地给问路人指明方向，细心地扶起摔倒在地的老人，公民的自律、自强与互助才是改变中国的决定性力量。你所站立的那个地方，正是你的中国。你怎么样，中国便怎么样。你是什么，中国便是什么。你有光明，中国便不黑暗。你爱，中国便不冷漠。
如果你是位商人或企业家，那么请你诚信经营，不要制假贩假，不要为富不仁，量力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除此而外，你还有富裕财力和勇气担当的话请适当容纳、接济那些因遭遇当权者打压而导致生活陷入困顿的民主自由人士，资助民主运动，做一名当代的“开明绅士”。当自由的阳光普照神州大地，功劳簿上也当有你的美名。
如果你是名学者、专家、教授等知识分子，那么请在你的专业或社会公共领域，用你的知识、经验、思想驳斥谬误，正本清源，引导社会舆论，启迪民智，倡导自由，呼唤民主。知识分子是民族的脊梁，知识分子挺直了腰杆，人民才可能免于匍匐在地。
如果你是位军人，那么请你勤学苦练军事技术保家卫国之余，认真思考一下，你来自哪里，谁养活着你，你该对谁尽责为谁效忠的问题，或许在将来的某一天你的抉择会成为稳定中国的定海神针。
如果你是一位普通劳动者，既无一呼百应的影响力，也无周济他人的财力，那么你起码可以从身边做起，从小事做起，善待你的亲友和同事，可以耐心地给问路人指明方向，细心地扶起摔倒在地的老人，公民的自律、自强与互助才是改变中国的决定性力量。你所站立的那个地方，正是你的中国。你怎么样，中国便怎么样。你是什么，中国便是什么。你有光明，中国便不黑暗。你爱，中国便不冷漠。
在这样的形势下，韩国当局选择了顺应民主化的历史潮流。1987年6月29日，被全斗焕指定为接班人的卢泰愚，发表了历史性的八点民主化宣言，这八项主张是:实行总统直接选举；实施公正选举法；对受监禁的实行大赦；保证基本和法治;保证新闻自由；实施地方自治；确保政党的基本权利；保障社会稳定；保证公共福利。不久，这些原则被写入1987年10月27日由全民投票通过的《大韩民国宪法》。这是韩国成立以来的第九个宪法文本，惟有这次，宪法代表了民主的胜利。
当年12月，顺应历史潮流的卢泰愚当选总统。1992年卢泰愚主动退出民自党，将党内大权交给金泳三，韩国彻底完成了军政府向文人政府的顺利过渡。
当年12月，顺应历史潮流的卢泰愚当选总统。1992年卢泰愚主动退出民自党，将党内大权交给金泳三，韩国彻底完成了军政府向文人政府的顺利过渡。
2017-07-21
#12
想多了。所谓“妄议”的针对对象，还是那些能一言九鼎说话算话的人物，不是我等升斗小民——即使P民妄议这个那个，又有谁肯听你？所以我等是不用担心落个“妄议”罪名的，适用我等的是“造谣”。
首先：既得利益集团没有死扛。
在全斗焕上台初期，他对社会不满仍然诉诸于，他的强硬姿态使得全斗焕统治初期的社会民主运动一直处于低迷状态。
但全斗焕并没有一直强硬下去，他清醒地看到，韩国旧有的经济增长模式已经快走到另尽头，民主已经是韩国不可逆转的潮流，没有民主的韩国很难进一步发展。如果继续对民主浪潮实施高压政策，将有可能迫使反对派走向极端，最终玉石俱焚。
在1980至1983年间，韩国经济增长率由5. 2%升至11. 9%，而通货膨胀率由28. 7%降至3. 4%，这也给了全斗焕政府以信心，当局认为自由化的实行并不会危及社会的稳定
1983年，全斗焕开始主动实行一些自由化措施，其中包括释放犯，解除对绝大多数反对派家活动的禁止，撤出驻扎于校园的军队等。
在政府主动减压之后，民主化运动迅速火热起来。1984年底，由42所学校学生社团组成的全国学生代表机构成立。1985年4月，学生运动又进一步成立了更系统的伞状组织全国学生联盟。1984年，涵盖范围更广，将工人、学生、农民、记者、宗教团体等各阶层反对势力均包括进去的民众民主运动联合会以及全国民主与统一联合会相继成立。1985年，这两个伞状组织又进一步联合成一个全国性最高组织———民主统一人民联盟。这是第一个全国性多阶层联盟。
很难想象，如果没有当局的容忍，这些组织能成立并大规模活动。
第二、反对者也觉得没必要，也不愿意走极端。
既得利益集团没有选择死扛，愿意提供改革的空间。那么反对者也认为没有必要走极端，这也使得运动中的极端派别不得人心。
学生运动和工人运动通常是比较极端的派别，但在卢泰愚的民主宣言发布以后，这些极端势力迅速被民众所抛弃。当过于热衷运动的极端派别民众党进入1988年和1992年国会议席角逐时，已经很少有人愿意投他们的票。即使在工业城市蔚山，工人也不愿将选票投给工人候选人。因为人们普遍觉得，在政府显露出开明的诚意之后，激进的运动已经没有必要。
1987年之后，民众运动开始逐渐被市民运动所代替。在市民运动中所建立的主要组织包括:经济正义市民联盟、廉政之眼、公正选举市民运动联合会、参与民主人民联盟以及青年基督教联盟等等。这些市民运动组织，比之前更注重关注细节的进步，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就是市民运动与之前民众运动的不同。这样的转向，表明韩国的社会运动越来越走向建设性，极端势力已经基本退出了历史的舞台。
第三、中产阶级的稳定作用。
1980年韩国中产阶级约占总人口的35%，1985年为40—50%。中产阶级由于受教育程度普遍较高，所以道德感以及民主意识都很强，是民主运动的重要推手。
1987年6月9日,《韩国日报》曾对中产阶级的意识作了一项民意调查，有85. 7%的中产阶级同意“即使推迟经济发展，我们也应促进”的命题。1986年7月仁川警察残酷虐待前汉城国立大学女生金英姝以及1987年初特种保安警察折磨学生活动家朴中哲致死曝光之后，中产阶级也表现出极大的愤慨。而当全斗焕4月13日作出不明智举措时,中产阶级再也按捺不住,纷纷参与“六月抗争”。他们的介入打破了威权政府与反对势力之间的僵持状态，对结束专制统治起到了重要作用。
然而，中产阶级也有相当理性和保守的一面。因为他们是经济发展的受益者，所以他们对秩序有相当的敏感性，一旦社会民主斗争极端化，中产阶级便会退出民主运动，这是其保守性的表现。
第四、社会组织的有序参与。
没有组织的人群只能是乌合之众，这样的乌合之众很难与威权政府进行健康的博弈，要么一事无成，要么是混乱的暴民革命。而韩国之所以避免了这两个极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有一些运作良好的民间社会组织。
比如基督教会。朝鲜战争后，在欧美文化的影响下，韩国基督教会迅速发展，基督教徒主要是城市市民和中产阶级。基督教思想弥补了儒家传统思想中反抗精神的不足 ,在维护、实现社会公正和产业和平、促进民主和鼓励经济奋斗方面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威权政府在对付有着国际背景的教会时往往不得不有所顾虑。
另外，基督教会参与，有着很好的历史经验，思想成熟、组织完备，还有国际支持，教会为韩国的民主化进程贡献不小。
在全斗焕上台初期，他对社会不满仍然诉诸于，他的强硬姿态使得全斗焕统治初期的社会民主运动一直处于低迷状态。
但全斗焕并没有一直强硬下去，他清醒地看到，韩国旧有的经济增长模式已经快走到另尽头，民主已经是韩国不可逆转的潮流，没有民主的韩国很难进一步发展。如果继续对民主浪潮实施高压政策，将有可能迫使反对派走向极端，最终玉石俱焚。
在1980至1983年间，韩国经济增长率由5. 2%升至11. 9%，而通货膨胀率由28. 7%降至3. 4%，这也给了全斗焕政府以信心，当局认为自由化的实行并不会危及社会的稳定
1983年，全斗焕开始主动实行一些自由化措施，其中包括释放犯，解除对绝大多数反对派家活动的禁止，撤出驻扎于校园的军队等。
在政府主动减压之后，民主化运动迅速火热起来。1984年底，由42所学校学生社团组成的全国学生代表机构成立。1985年4月，学生运动又进一步成立了更系统的伞状组织全国学生联盟。1984年，涵盖范围更广，将工人、学生、农民、记者、宗教团体等各阶层反对势力均包括进去的民众民主运动联合会以及全国民主与统一联合会相继成立。1985年，这两个伞状组织又进一步联合成一个全国性最高组织———民主统一人民联盟。这是第一个全国性多阶层联盟。
很难想象，如果没有当局的容忍，这些组织能成立并大规模活动。
第二、反对者也觉得没必要，也不愿意走极端。
既得利益集团没有选择死扛，愿意提供改革的空间。那么反对者也认为没有必要走极端，这也使得运动中的极端派别不得人心。
学生运动和工人运动通常是比较极端的派别，但在卢泰愚的民主宣言发布以后，这些极端势力迅速被民众所抛弃。当过于热衷运动的极端派别民众党进入1988年和1992年国会议席角逐时，已经很少有人愿意投他们的票。即使在工业城市蔚山，工人也不愿将选票投给工人候选人。因为人们普遍觉得，在政府显露出开明的诚意之后，激进的运动已经没有必要。
1987年之后，民众运动开始逐渐被市民运动所代替。在市民运动中所建立的主要组织包括:经济正义市民联盟、廉政之眼、公正选举市民运动联合会、参与民主人民联盟以及青年基督教联盟等等。这些市民运动组织，比之前更注重关注细节的进步，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就是市民运动与之前民众运动的不同。这样的转向，表明韩国的社会运动越来越走向建设性，极端势力已经基本退出了历史的舞台。
第三、中产阶级的稳定作用。
1980年韩国中产阶级约占总人口的35%，1985年为40—50%。中产阶级由于受教育程度普遍较高，所以道德感以及民主意识都很强，是民主运动的重要推手。
1987年6月9日,《韩国日报》曾对中产阶级的意识作了一项民意调查，有85. 7%的中产阶级同意“即使推迟经济发展，我们也应促进”的命题。1986年7月仁川警察残酷虐待前汉城国立大学女生金英姝以及1987年初特种保安警察折磨学生活动家朴中哲致死曝光之后，中产阶级也表现出极大的愤慨。而当全斗焕4月13日作出不明智举措时,中产阶级再也按捺不住,纷纷参与“六月抗争”。他们的介入打破了威权政府与反对势力之间的僵持状态，对结束专制统治起到了重要作用。
然而，中产阶级也有相当理性和保守的一面。因为他们是经济发展的受益者，所以他们对秩序有相当的敏感性，一旦社会民主斗争极端化，中产阶级便会退出民主运动，这是其保守性的表现。
第四、社会组织的有序参与。
没有组织的人群只能是乌合之众，这样的乌合之众很难与威权政府进行健康的博弈，要么一事无成，要么是混乱的暴民革命。而韩国之所以避免了这两个极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有一些运作良好的民间社会组织。
比如基督教会。朝鲜战争后，在欧美文化的影响下，韩国基督教会迅速发展，基督教徒主要是城市市民和中产阶级。基督教思想弥补了儒家传统思想中反抗精神的不足 ,在维护、实现社会公正和产业和平、促进民主和鼓励经济奋斗方面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威权政府在对付有着国际背景的教会时往往不得不有所顾虑。
另外，基督教会参与，有着很好的历史经验，思想成熟、组织完备，还有国际支持，教会为韩国的民主化进程贡献不小。
还有就是各种NGO及企业的力量。各种社会团体的建立使得各个阶层的自我意识得到强化，有组织的参与公共事务也避免了混乱与极端，NGO的繁荣、公民社会的成熟，都为韩国稳健的社会转型提供了保障。
20 世纪80 年代, 随着金融自由化政策的施行, 韩国的大企业已具备自筹资金的能力, 对政府的依赖大为减轻。尽管在压制劳工运动上与政府意见一致, 但大企业已不再完全听命于国家的意愿了。
企业的自由化和市场化伴随这民主诉求，但商人的保守本性又决定了他们参与是有序和理智的。
当然，必须补充的是，韩国成功的民主转型也有特殊的外部环境的因素。首先背后的美国的强力存在，其次是对朝鲜的存在的忌惮。无论是当局，还是反对派，都知道不能搞过了头
20 世纪80 年代, 随着金融自由化政策的施行, 韩国的大企业已具备自筹资金的能力, 对政府的依赖大为减轻。尽管在压制劳工运动上与政府意见一致, 但大企业已不再完全听命于国家的意愿了。
企业的自由化和市场化伴随这民主诉求，但商人的保守本性又决定了他们参与是有序和理智的。
当然，必须补充的是，韩国成功的民主转型也有特殊的外部环境的因素。首先背后的美国的强力存在，其次是对朝鲜的存在的忌惮。无论是当局，还是反对派，都知道不能搞过了头
2017-07-30
#17
@则有若无
知无不言 言无不尽，言者无罪 闻者足戒，有则改之 无则加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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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ondercat003
差了两句：引蛇出洞，秋后算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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嘿嘿，当年的同志。
还有10年人类浩劫
知无不言 言无不尽，言者无罪 闻者足戒，有则改之 无则加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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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ondercat003
差了两句：引蛇出洞，秋后算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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嘿嘿，当年的同志。
还有10年人类浩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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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楼主不用担心，算不上“妄议大政方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