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商衰败的历史迷思

卮言
　　
　　黄仁宇先生喜欢用“走兽化为飞禽”来比喻中国的现代化历程，“走兽”约指大陆型农业经济，“飞禽”约指工业化的商品经济。在治财政史出身的黄先生看来，中国要完成这种转变的关键在于能否实现“数目字管理”。他认为，由于特殊的地理、气候的原因，中国体系早熟并迅速进入大一统时代。这就导致地方利益和地方组织未及充分发育。因而，和基层社会间缺乏有效中介，人口统计和土地测量等数目字管理的先决条件无从从容展开，政府的各项制度和设计倾向于“概念先行””，进行社会管理缺少统计数据和技术支持。因而，数目字管理是贯通一个社会上层阶级与下层阶级的载体和工具，能否用数目字管理成为判定一个经济社会是否具有现代性的标志，一个能够用数目字管理的政府在利益取向上与整个社会是一致的。
　　显而易见，黄先生的“数目字管理”作为一种韦伯所说的“理想型”，具有两个基本要素：1，从制度运作来看，它是一种基于定量分析的管理模式；2，从社会结构看，它是贯通一个社会上层阶级与下层阶级的载体和工具。我认为，与这两个要素最相关性行业莫过于现代的银行信贷业，因此，我们把目光聚焦在现代银行产生之前中国传统社会与之类似的机构也就有了某种探赜洞微的意义。
　　在中国传统社会里，与现代银行最为相似的当然是晋商创办的“票号”。票号即票庄、汇兑庄，主要办理国内外汇兑和存放款业务，是为适应国内外贸易的发展而产生的。以前用起镖运送现银的办法，费时误事，开支大，不安全。自嘉庆、道光年间，民间有了信局，通行各省，官吏及商人迫切要求以汇兑取代运现，遂诞生了票号。票号的起源有几种说法，但通行的说法是：山西人雷履泰于道光初年，把日升昌颜料铺改成票号，总号在平遥城西大街路南，分号在北京崇文门外草厂十条南口，也就有了中国第一家票号。经过一百多年的发展，有清一代全国一共拥有的51家票号，其中有43家由晋商开办。而票号的英文也被翻译为“shanxibank”，西方人还将票号称做现代银行的“乡下祖父”，所以，曲殿元在《中国金融与汇兑》（1930年上海大东书局版）中说：“山西票庄执中国金融界之牛耳，约百余年。”
　　尽管晋商有着辉煌的历史，但是随着1914年日升昌票号的倒闭，标志着晋商左右中国金融界一个世纪的历史结束了，晋商也从一个庞大的商业王朝一步步走向最终的没落。那么，究竟是什么力量摧毁了山西商人苦心经营百年的金融帝国呢？中国最富有、最显赫的商帮从此一蹶不振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呢？
　　
　　
　　迷思一：激进主义的暴力冲撞最终摧毁了山西商人？
　　
　　相信当代很多中国人最早知道晋商，都是因为余秋雨的那篇《抱愧山西》。虽然坊间对余秋雨的人品和文格多有争议，但这篇文章十余年下来，无论是文字，还是观点，都为人称道的多，受人指责的少。甚至，一度还有读者扬言“《抱愧山西》一直是晋商文化的一个权威注解，有此一章，万言皆空”。而最能够体现他思想襟怀的，就是他对晋商衰败的解释——
　　“我认为，是上个世纪中叶以来连续不断的激进主义的暴力冲撞，一次次阻断了
　　中国经济自然演进的路程，最终摧毁了山西商人”。
　　与以往的煽情喟叹、痛哭流涕不同，余秋雨这次引用了严格的史料，论证了太平天国运动，八国联军侵华，辛亥革命等外部中大历史事件对晋商造成的切身伤害。在他看来，晋商成长原本符合是中国经济自然演进的轨辙和节奏，但太平天国运动、八国联军侵华、辛亥革命这些“连续不断的激进主义的暴力冲撞”阻断了这一进程。对于这段话我咀嚼了很久，在这里，我们有必要先澄清一下这段话的思想背景和逻辑预设：
　　1， 《抱愧山西》是《文化苦旅》中的一篇，这些文字都曾经在1990年代初的《收获》杂志连载，当时中国思想界正热衷于“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激进与保守”的争论。海外学者余英时认为，在近代中国，因为现实太混乱，得不到大家的认同，在这种情况下，只有激进主义，只有变的程度不同。大多数知识分子在价值上选择了往而不返的“激进”取向。“一部中国近代思想史就是一个激进化（radicalization）的过程。最后一定要激化到最高峰，就是这个变化的一个结果。”此论一出，尽管商榷的意见不少，但对于“革命文化”中成长起来的大陆知识分子确有振聋发聩之功效。我觉得，正是因为有了这一思想背景，上海余秋雨先生才敢直言中国革命史上地位很高的太平天国运动和辛亥革命具有相当的负面作用。
　　2，余秋雨认为“是上个世纪中叶以来连续不断的激进主义的暴力冲撞，一次次阻断了
　　中国经济自然演进的路程，最终摧毁了山西商人”，这里的预设显然是——要是没有太平天国运动、八国联军侵华、辛亥革命这些“连续不断的激进主义的暴力冲撞”，晋商就能步着中国经济自然演进的轨辙和节奏茁壮成长。这一逻辑难免又会让人想起于1939年发表的《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中的那一段著名文字：“中国封建社会内的商品经济的发展，已经孕育着资本主义的萌芽，如果没有外国资本主义的影响，中国也将缓慢地发展到资本主义社会。”虽然冯天瑜先生已经在《封建考论》中指出，这段著名的文字其实并非见于1939年12月的原文，而是建国后中共成立《选集》编委会，修改毛的入选文章时由范文澜等人加进去，后由毛认可的，所以这段文字所表达的“资本主义萌芽说”的真正提倡者是范文澜等人。但不可否认的是，这种学术上“或可商榷”的“一家之言”一旦被认定为的观点，就借着权威权“君临天下”，成为了学者们立论的权威依据。
　　豁清了上述两点，我们回看一下余秋雨对晋商衰败的这段解释，在感佩其文字的感性魅力和思想的时空穿透力时，也不免有“遗珠”之叹。像“资本主义萌芽说”这种伪问题浪费了多少学术资源姑且不说，单是其流毒之广与深，就让人叹为观止！余秋雨的观点虽然一反的“外国资本主义阻断中国资本主义萌芽”说，但他们共享的逻辑预设却惊人的一致！其实不管他们把中国经济自然演进的阻断归咎于外部的帝国主义，还是内部的革命暴力，他们似乎都对中国传统自然经济里的先进成分寄予了太多的相思！
　　
　　
　　迷思二：晋商没有抓住向现代银行转化的“最后一根稻草”？
　　
　　中国的知识多喜欢玩宏大叙事，却缺少实证分析，而梁小民的晋商研究则堪称一个异数。虽然梁氏一直自谦于晋商研究是“票友”水平，但因为他是经济学家，再加他是地道的山西人，所以谈起晋商来常常有中的之论。
　　他在新著《小民话晋商》里对余秋雨的观点就有所保留，“‘最终摧毁山西商人’的并不是这些动荡，而是山西商人自己。而且，社会动荡也为晋商发展提供了新的机遇。当晋商自身强大时，可以把危机变成机遇，实现更大的发展，只有当晋商内部问题重重时，社会动乱才变成‘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接着，他以“两次撤庄风潮”为例，指出动乱在给晋商发展带来负面效应之余，也造成了不少有利的事实：通汇的地区少了，但资本相对集中；票号撤建并举，实现了“由交通枢纽到边远城镇”和“由中心城市到沿海工业城市”的“两个转移”；最重要的是票号开始承兑原来不准票号进入的官饷兑银，参加国家的财政金融活动。
　　那么，梁小民所说的“内部问题”是什么呢？他在“百家讲坛”的讲座《晋商成败之谜》中讲到“晋商没有完成两种转化。一种转化，就是没有从封建商业资本转向现代工业资本，没有完成这种转化；那么第二种转化，就金融来说，没有从封建钱庄的金融制度转化成为现代银行制度”。
　　所谓“没有从封建商业资本转向现代工业资本”，就是指票号的钱并不是直接投资到现代工业，或者说并不是直接借给企业的，大多数都借给钱庄，由钱庄再借出去。当时清朝的商人从票号借到的钱，大多数只是周转资金，不能用作长期投资；而同时期的华尔街给美国企业家的，往往是股权投资，那才是真正的“本钱”。在美国的投资银行中，绝大多数银行家如摩根、高盛、雷曼兄弟、科恩·洛布，都凭着为工商业融资而发家。翻开每家投资银行的历史，都可以看到他们扶持起来的赫赫有名的大公司、企业家。然而，在山西票号的历史上，很难找到他们对民族资本的支持。尽管他们也为了博取利差，进行“北存南放”，但他们对工商业的作用太小了，著名票号史专家黄鉴晖也承认，“南帮（山西以外的南方票号）票号资本家，对于近代工业发展胜于西帮（山西）票号资本家。”
　　而“没有从封建钱庄的金融制度转化成为现代银行制度”则难免使人产生这样的疑惑，“现代银行和传统的票号到底有什么不同”？梁小民解释到，“传统的票号资本都很少，大概是几十万两银子就算是多的，最多的几乎没有超过40 万两银子的，所以实际上资本的实力很小。而现在的银行它是什么呢，它这个资本金特别雄厚，因为什么呢，因为现代银行是广泛地在社会上实行招资。但是票号一般是针对大户，很少针对小户的。再一点，现代银行靠的是制度，靠什么呢，比如说抵押制度。而票号就是靠什么呢，就是靠一个信誉，我对你的信任。所以叫什么呢，叫做万两银子一句话，只要我觉得你这个人讲信誉，你说一句话我这银子就借给你。收不回来，收不回来就算了。而现代银行是讲究你有贷款保证，你贷我的钱我看什么呢？房子，你把房契拿来，工厂，你把工厂的地契拿来，我才贷款给你。所以这两个制度不一样”。 
　　1897年，盛宣怀创办中国通商银行，当时想到“平遥有一巨手”，可惜根本就请不来晋商；1908年，是蔚丰厚票号的北京经理李宏龄在晋商中发起了一次筹组银行的维新变法运动，被人当作“夺权阴谋”，遭到扼杀；1913年，已经风光不再、奄奄一息的山西票号，为了求得活命，终于被迫决定筹办汇通实业银行，结果还是不了了之。就这样，当山西票号沉醉在自己的安乐梦中时，世界的银行业正天翻地覆。1824年，荷兰商业银行成立；1826年，英国允许创办股份银行；1841年，希腊国家银行成立；1856年，瑞士信贷银行成立；1863年，法国里昂信贷银行成立；1865年，汇丰银行成立；1872年，日本第一银行成立；1913年，美国建立联邦储备体系。
　　总之，晋商没有抓住向现代银行转化的“最后一根稻草”，一代票号过去了，五百年辉煌的晋商也就结束了，对此，天涯网友范卫锋愤愤的写道——
　　“在中国历史上，很少有人像晋商一样幸运，凭着天时、地利，迅速爬上了财富的神话巅峰；孰不知，也很少有人像山西票号一样，一而再、再而三地拒绝天赐良机，以狂热的执著去抱残守缺，以天才的精明来糊涂犯傻”！
　　
　　
　　迷思三：天下神器，不可为也，不可执也？
　　
　　上大学时，跟几个同学看张艺谋的电影《大红灯笼高高挂》，印象最深的居然不是几位房太太之间的争风吃醋，而是朱红大院里挂灯、点灯、灭灯、封灯这些让人赏心悦目的“仪式性的元素”。后来，我才知道，原来那恢弘、精美的大院就是著名的乔家大院！
　　乔家大院的主人是清代赫赫有名的商业金融资本家乔致庸，电视剧《乔家大院》的编剧朱秀海曾这样解说，“乔致庸是一个悲剧色彩的商界英雄，当乔致庸竭其一生之力实现货通天下、汇通天下的理想之际，中国却也到了国将不国的境地，列强入侵，朝廷腐败，大批银子流向海外，外国人渐渐控制中国经济，让垂暮之年的乔致庸比别人更早地看到了国家即将崩溃的前兆，痛切地感受到自己以商救民、以商富国梦想的破灭。这样的现实让他心力交瘁，性情大变。面对着自己毕一生之力建树的一切都将付之东流的打击，这个倔强的老人抱定了一个一定要在这个世界上留下点什么的信念，一改往日不治家宅的习惯，耗费重金修建了著名的乔家大院。”因此，乔致庸和他的乔家大院的故事其实暗藏了晋商衰败的又一层历史迷思。
　　在《乔家大院》一剧里，如果说乔致庸扳回“高粱霸盘”之局是“起”，南到武夷山、北到恰克图开通茶路是“承”，那么，他将北京大德兴丝茶庄改为大德兴茶票庄，还挂上了一块“汇通天下”的匾额则是“转”，在此之前，他的朋友兼谋士孙茂才一直都在帮他出点子，但在办票号这事上，孙茂才却极力反对，其理由是——
　　“和朝廷做生意，大家有面子呢，我们商家与朝廷都是相与（即合作伙伴），如果大家失去了这点面子，官府还是官府，朝廷还是朝廷，我们还是他们治下的草民，这都是小事情。还是那句老话，天下神器，不可为之，不可执之，为者败之，执者失之；天下神器，那就是掌握全天下的权柄，也就是我大清皇上的无上威权。如果各省的官银都是通过你的票号向朝廷汇运，那天下的神器，国之命脉岂不都掌握在你的手中吗。仔细想想，如果你是官府，你是朝廷，或者你就是皇上，你能容忍这样的事情吗，鱼只有藏在水中，才会更安全，天下之利器只有深藏不露才不会招致灾祸。我不担心您能做成天下那么大的生意，我担心的是你做成了天下那么大的生意，而您会招致无形的灾祸”。
　　果然，就在乔致庸在成功的通过哈芬的考验，得到了南方四省积压三年的官饷汇兑业务，眼看要逐渐实现他“汇通天下”的梦想时，灾祸如期而至。虽然剧情的设计是乔致庸因为给太平军首领刘黑七收尸而获罪，但从朝廷一开始就勒索他800万两现银可知，其实正是他“汇通天下”的抱负引起了朝廷的嫉妒，所以朝廷勒索到银子放了乔致庸后，还下旨以后票号不得染指官银。
　　乔致庸被救出以后，行动被限制在山西境内，而且乔家背上了“每年向朝廷缴付一百万两银子以助军用，直至平定长毛之年止”的重负。为了每年交清这些银子，也为了复兴乔家的生意，乔致庸找到了一个与他有同样汇通天下梦想的能人潘为严，出任大德兴的大掌柜，并且答应票号的事情全由潘为严做主。后来，潘为严抓住慈嬉入住乔家大院的机会，向慈嬉讨赏，为乔家赢得了“永久解除票号不得涉足官银之禁，并允准票号协同办理各地税收事务”，“而且还经办山西三年的税收”的商机，后来还获得了庚子培款的汇兑业务，这样才终于实现其“汇通天下”的理想。
　　由此可见，在当时的社会制度下，要实现“汇通天下”必须跟朝廷合作。《乔家大院》里的乔致庸，是个有傲骨的读书人，而且似乎有点道德洁癖。但在历史上，乔家的大德通，恰恰是最善于走上层路线的，和朝廷的关系，据说好到连最长袖善舞的胡雪岩，都难以望其项背。大德通的掌柜高钰，在大德通干了50年，其中有20多年是当老大，以善于与高官交际出名。八国联军侵略中国时，大德通对于朝廷和战局的一举一动，掌握得十分清楚，甚至很多官吏要通过大德通，来了解朝廷和战局的动向。在慈禧西逃期间，高钰和随驾的内阁学士桂月亭联系紧密。有一天，桂月亭告诉高钰一个绝密的信息：“銮驾定于初八日启程，路至祁县，特此奉闻。”如此绝密的军情信息，很多朝廷大员都不知道，高钰却能预先知闻，可见他与朝廷大员的关系有多铁。
　　可以说，正是因为因为与朝廷的合作，票号业务才能蓬勃发展，这一行当因此也就与清政府绑在了一起。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清王朝的灭亡使票号失去了最大客户，而且贷给朝廷的700万两银子也永远的收不回来了，再加上乱军抢银子，各省滥发纸币，各地的挤兑风潮，在金融界活跃90余年的日升昌票号终于在1914年阴历倒闭，“于全国金融影响甚大”，标志着晋商淡出历史的舞台。虽然乔家大德通茶票庄一直坚持到解放后才歇业，但那只是一种悲剧性的挣扎罢了。
　　
　　余论：制度决定成败
　　
　　汪丁丁先生在谈到哈耶克的“人类合作的扩展秩序”曾说过一段高屋建瓴的话：“哈耶克的“扩展秩序”概念有两个重要的内容：(1)这个秩序必须是“自发的”，非人为设计的。、、、（2）除了市场那样的“产权分立”之外，这个秩序必须是能够“不断扩展的”，从家庭内部的分工，扩展到部落之间的分工，再扩展到国际分工，……直到全人类都被纳入这个合炸的秩序内。本尼迪科特（Ruth Benidict）或诺斯（Douglass North）研究的那些原始部落，虽然有自发的交易，却无法不断地扩展到部族以外。要想不断地扩展合作秩序，“超个人的规则”（如法律）必须受到尊重。道德与文明程度必须相应地提高（在这一点上，哈耶克与他批判过的实证哲学家孔德及其弟子杜克海姆是一致的）。自然状态下的人是不可能适合于扩展秩序的。在我看来，正是由于扩展秩序概念的这第二个重要内容，哈耶克放弃使用“自发秩序”而代之以“扩展秩序”的名称。”
　　的确，要想不断地扩展合作秩序，“超个人的规则”（如法律）必须受到尊重，这也就是黄仁宇先生所强调的“中层架构”。然而，古典中国的型态，照韦伯来说是属于一种「家产」（patrimonialism）。亦即政府多少是皇室的扩大，官员不啻是君主之仆役，而成为君主私人底倚靠者。在这种“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格局下，也就逐渐形成了一种“儒表法里”的畸形的奇观。
　　首先，儒家所构想的社会秩序是一种以血缘关系（地缘是变相的血缘）为基础的亲亲疏疏、尊尊卑卑、长长幼幼的“差序格局”，这种社会关系的特点是由里往外推，越到里面关系越稳定、越可靠，所以儒家的道德秉行的是特殊主义的原则。而西方的市民文化则是建立在“契约关系”上，这种关系基本上祛除了原始的血缘基础，其特点是重平等，重理性，坚持的是普遍主义原则。我们以晋商的票号为例，票号之所以只敢把钱贷给熟客，不给生客，并且只吸收大客户，不管小客户，究其原因，都是因为——票号的信用体制是一种建立在血缘和地缘关系上的低层次信用，而现代银行是建立在契约基础上的高层次信用。两者的差别不只是在于交易半径的大小，还在于承担风险能力的强弱。
　　再则，中国的表面上是伦理本位，实质上却是一种权力中心主义，不是伦理中心。在这种制度下，尊重的是有权力的人，因此任何制度设计、任何制度安排，都是要以保证君权至上为核心（秦晖语）。于是，就不可避免会出现黄仁宇先生在《万历十五年》中所叙述的——“我们的国家是传统的农业国家，明朝的集权统治方式即是将几百万个作为社会主体的乡村均衡的分割，以每一个乡村为单位，构成近乎自治的集团。尽力打击富户豪绅，为了避免失去平衡，在这个集团中，以儒家简单粗线条的抽象道德取代法律，以善恶作为判断是非的标准，而并非合法非法。不鼓励任何先进的生产力或者技术，因为这会带来社会失去平衡，同时也因为新的生产力或技术带来的立法问题和技术问题也不是这个低能的统治机构能解决的”。毫无疑问，在这样的制度下，作为先进生产力代表的晋商票号冒犯了“天下神器”，其结果就可想而知了。
　　我常常想，要是晋商没有遇到大规模的社会动荡会怎样？或者要是他们向现代银行转型又会怎样？甚至要是清政府不跨还会怎样？每一种假设似乎都会导致截然相反的结果。然而历史没有假设，因为上帝在给了人类做这一尝试的时间，但那时的中国人却正沉浸在“天朝上国”的美梦中，晋商票号因这场危机而兴起，也因这场危机而覆灭，他们“带着带着镣铐舞蹈”的身影，既是中国自然经济回光返照的余晖，也是中国近代化的悲剧缩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