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说在遵义会议是“借别人的码头打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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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核心提示】为了纠正错误路线，不得不借别人的码头打仗。他说过：“遵义会议是借别人的码头打仗的。”
　　在长征途中，中共于1935年1月在遵义召开了扩大会议，史称遵义会议。
　　遵义会议前，在全党居于统治地位。特别是红军第五次反“围剿”的严重失利，使红军被迫长征，中国革命到了危机关头。在这样的背景下，在长征路上召开了遵义会议。
　　在这次会议上，进入了核心领导层。随后，又掌握了红军的最高指挥权。由此，中国革命转危为安，在党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逐步确立。写下了他人生中最为辉煌的一页，一直为世人所称赞不已。
　　为了纠正错误路线，不得不借别人的码头打仗。他说过：“遵义会议是借别人的码头打仗的。”《遵义会议文献》，第7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所借的码头，当时主要有三个：
　　第一个，是指当时处于领导地位的一部分犯过思想方法上的与政治路线上的“左”倾错误的同志。具体地说，即指与。诚然，与在遵义会议前就曾表现出对“左”倾路线的不满，并批评过错误的军事路线。通过正反两个方面革命实践的教育，他们已经开始觉悟。
　　第二个，是。在王明路线统治时期，是重要之一。党内是，军内是红军总政委，副主席，“三人团”成员之一。争取的支持非常重要。在第五次反“围剿”中同李德接触较多，曾经与李德进行过多次争论，表示不同意李德的某些军事主张和作战方案。在长征路上给提出的很多建议，都是同谈妥的。他建议放弃与红二、六军团会合，把红军队伍拉到贵州，也是先得到的同意，并通过去实行的。
　　第三个，是前线指挥员。在长征初期利用一切可能的机会去接近当时的军团负责人，用自己对革命战争正确的认识去启发、教育前线指挥员，让他们去揭批“左”倾所犯的错误。五军团政委李卓然回忆说：
　　我到遵义后，同志当天就在他的卧室接见了我……当我谈到部队已经怨声载道时……同志肯定了我反映的情况很重要，并要我在会议上发个言。李卓然：《参加遵义会议》，载《星火燎原丛书》（二），第15页，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86。
　　1935年1月7日，红军突破乌江天险后，占领贵州省北部重镇遵义。由于红军突然改变行军方向，甩开了原来尾追和堵击的敌军，在遵义得到十多天的休整时间。
　　1月15日至17日，中共在这里召开扩大会议。出席会议的有：委员博古、、、、、，候补委员、邓发、、凯丰（何克全），红军总部和各军团负责人、、、、、、李卓然，，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和翻译伍修权，共20人。
　　伍修权回忆说：“这时、同志就通知博古同志，是他在会议上作关于第五次反‘围剿’的总结报告，通知同志准备一个关于军事问题的副报告。”《遵义会议文献》，第11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
　　为开好这次会议，和也做了比较充分的准备工作。根据事先和、讨论的意见，起草了一份反对“左”倾军事路线的报告提纲。也特意准备了一份书面的发言提纲。
　　会议由博古主持，并由他首先做关于第五次反“围剿”的总结报告。他只承认在苏区工作的政策上有个别错误，在军事指导上有个别政策的错误，不承认是路线的错误，不承认军事领导上的错误，认为失败的原因主要是由于敌人的强大，以白区和其他苏区的工作配合不够，坚持为错误的军事领导辩护。随后由作军事问题的副报告。他详细分析了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原因，着重指出了军事领导上的错误，既批评了博古、李德，也主动承担责任，做了诚恳的自我批评。接下来，由做反报告，对“左”倾军事路线进行尖锐的批评。会场没有排名次，也就没有排座位，战争环境中的会议，常常是这样的，各人顺便找一个地方就坐下来。 1 2 3 4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