凯恩斯主义适合中国吗？——《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读后感

无论承认与否，最近十几年来，中国的各级政府和绝大部分官方经济学家，事实上都是凯恩斯主义者。他们不相信市场经济有一种自发的力量达到充分就业，同时发挥出社会的潜在产出。他们认为，中国的广大人民天然地存在着“需求不足”的倾向，即消费和私人投资的同时不足，必须以强势的政府消费、政府投资和政府指导下的国有企业投资来弥补。此外，鉴于私人企业经常出现所谓“盲目性”的扩张，以发改委为首的计划机构不停地发布产业指导政策，试图消除产业发展中的不稳定因素。以上绝大部分都符合凯恩斯主义的原理（除了制订产业政策一点有待商榷之外）。

　　2008年11月公布的“4万亿经济刺激计划”被认为是凯恩斯主义的登峰造极之作，即便是凯恩斯本人复生，恐怕也很难想象规模更大的财政政策。外界对这一刺激计划的疑虑，往往体现为对凯恩斯主义本身的攻击，如果在理论上和实证上驳倒了凯恩斯主义，就可以质疑4万亿计划的合理性了。但是，我们首先应该提问：中国实行的政策真的符合凯恩斯主义吗？它是否仅仅披着凯恩斯主义的外衣，实则与凯恩斯的本义矛盾？这个答案可以在凯恩斯的不朽著作《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下简称《通论》）中找到：
　　　　
　　“社会越富有，其实际产量与可能产量之间的差别就越大，因而经济体制的弱点就暴露得更明显……在一个富裕的社会中，不仅消费的边际倾向较弱，而且由于它的资本积累较大，致使进一步投资的机会也变小，除非利率迅速下降。”（《通论》，第1卷第3章，“有效需求原理”）
　　
　　“每当我们靠增加投资来维持今天的均衡时，就会使明天的均衡更加困难。只有预料日后的消费倾向将增加，今天消费倾向的减少才符合公共利益。”（《通论》，第3卷第8章，“消费倾向I: 客观因素”）
　　
　　“预料不到的变化只有在一段时间之后才能发挥出它对就业量的全部作用，这一点在分析经济周期时尤其重要……当资本品行业的生产能力已经达到极限，要增加产量，就必须增加设备，而不能只在现有的生产设备上增雇劳动力。”（《通论》，第3卷第10章，“边际消费倾向和乘数”）
　　
　　以上第一段言论说明，凯恩斯的财政政策的适用对象是“富裕的社会”，因为这样的社会的边际消费倾向较小，而投资机会也较少，导致总需求很可能处于不足的状态。这样，迅速降低利率（货币主义的方案）和增加政府开支（凯恩斯主义的方案）才有意义。没有任何人认为中国已经是一个“富裕的社会”，虽然中国的边际消费倾向不高，但中国的投资机会绝非很少，在这种情况下，为什么仍然需要增加政府开支以提高总需求，就值得怀疑了。
　　
　　以上第二段言论说明，凯恩斯并不认为增加当前投资能够一劳永逸地解决问题，因为任何当前投资都必须被今后的消费所抵消，否则经济无法达到均衡。所以，当任何政府打算增加投资的时候，都必须考虑到，这些投资能不能在未来某个时刻创造更多的消费需求，或者使人们更倾向于消费。
　　
　　以上第三段言论说明，增加资本品行业（包括重工业、基础设施建设和房地产等）的投资，并不一定能够迅速增加就业量，至少不能完全达到政策制订者预想的效果。当整个社会都没有预料到资本品行业投资增加的时候，资本品行业和消费品行业的比例会发生失调，结局是通货膨胀和社会总收入的下降，政策制订者创造出来的需求在一定程度上又被抵消，直到重新达到均衡。应该承认，这是凯恩斯最天才的论断之一。此外，如果资本品行业缺乏的是设备和资源的投入，仅仅增加劳动力投入就是没有意义的。
　　
　　虽然凯恩斯不知道今天的中国会采取所谓“凯恩斯主义”的激进政策，但他在70年前已经指出，“凯恩斯主义”不能发展中国。中国不是一个富裕社会，中国的消费倾向不足不是天然形成的（即富人的消费比例的自然降低），而是未来的不确定性和社会保障的不足造成的；中国并不缺乏投资机会，大量私人资本和外资仍然在寻找高利润的投资目标；中国从来只考虑用新的投资覆盖旧的投资，用下一次泡沫笼罩上一次泡沫，从来没有考虑这些投资能否在未来创造消费需求；最后，4万亿财政政策是一个“惊喜”，这就说明消费品行业没有做好准备，通货膨胀的风险极大，而消费品与资本品行业的比例失调可能加剧，使中国业已存在的顽疾更加严重。我很怀疑那些为国家出谋划策的官方经济学家，有没有认真读过凯恩斯的原文。
　　
　　凯恩斯的确赞扬过修建金字塔、教堂和发动战争（倒不是因为战争可以劫掠，而是因为战争可以创造军火需求）；他甚至真心建议政府把钞票埋下地下，再允许私人企业把它们挖出来以解决失业问题；他还认为，如果没有政府的介入，经济萧条可能永远无法结束，一般均衡永远无法重新达到。但是，凯恩斯一再强调，以上观点适用于一个“富裕的社会”，消费动力已经越过最高点开始下行的社会，投资动力已经不足的社会，技术进步的潜力短期内发挥不出来的社会。明清时期的中国可以被视为这样的社会，1929年经济危机之前的欧洲和美国可以被视为这样的社会，1990年代的日本也可以被视为这样的社会。但是21世纪初的中国怎么可能是这样的社会？
　　
　　如果消费倾向不足，按照凯恩斯的观点，投资倾向必须足够强大，能够弥补总产出和总消费之间的差额，使经济稳定在充分就业的状态。在一个富裕的社会里，无论怎样刺激消费，消费都不太可能大幅度增加，而私人投资已接近饱和，除了政府主导的投资和消费，确实没有太好的提高总需求的办法。但是中国的消费倾向是可以提高的，如果大幅度降低税收，完善社会保障制度，使教育花费降低到可以接受的水准，人民群众会很乐意从银行取出存款去消费。中国的私人投资似乎暂时处于不足的状态，但那是因为太多领域被国家垄断了——银行、证券、电信、交通、媒体、能源、重要自然资源乃至某些消费品，只要被国家列入“与国计民生相关”的行列，私人资本就很难进入，或者只能有限地进入。此外，私人资本要从银行获得贷款，或者在债券市场上融资，是非常困难的。如果国家想加强投资倾向，应该向私人资本开放更多的领域，提供更优惠的融资、税收条件，而非代替私人资本投资。
　　
　　货币主义和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对凯恩斯主义的主要批评是，政府主导的投资会“挤出”私人投资，因为政府占用了有限的资源，私人资本就不得不退出或推迟。凯恩斯对此的回答是：在社会比较富裕、总需求不足的时候，私人投资倾向本来就处于十分低落的状态，政府无论怎么加大投资，都不太可能挤出私人投资。下面这段话集中说明了他的逻辑：
　　
　　“增雇一定量的劳动力服务于公共工程项目，它对总就业量的影响，在失业问题比较严重时，比几乎达到充分就业时要大的多……但当逐渐达到充分就业状态时，公共工程项目是否值得继续推行，还是有待争论的问题。再者，如果我们所假设的边际消费倾向随着就业量的增加而递减的条件是正确的，那么，要想通过持续投资的增加来增加定量的就业量就会越发困难。”（《通论》，第3卷第10章，“边际消费倾向和乘数”）
　　
　　中国目前的失业问题是比较严重的，所以公共工程的建设似乎有一定道理。但是不要忘记，私人部门实际可以吸纳的就业量远远大于目前的水平——如果上述的被政府管制的行业能够向私人部门开放，如果政府能够减少对产业政策的频繁修改的话，私人部门的投资规模会大的多。在存在其他选项的情况下仍然兴办公共工程，效果值得怀疑。凯恩斯还指出，“通过持续投资来增加就业量”是不可取的，随着失业问题的减轻，政府应该减少公共工程的投资。遗憾的是，我们的各级政府很难如此行动，这些公共工程能够在目前的危机中吸纳劳动力，也能够在经济复苏之后变本加厉地挤出私人投资，变成一种低效率的选择。
　　
　　凯恩斯主义的基本理论是否可靠，是一个广为争议的话题。然而我们几乎可以肯定，凯恩斯主义不能发展中国。约翰·梅纳德·凯恩斯爵士的整套经济学理论，都不是为中国这样的转型期的贫穷国家而设计的，他的以政府开支增加总需求从而达到充分就业的理论，也不可能被中国这样的国家照搬。恰恰相反，凯恩斯爵士对财政政策和增加投资的缺点的批判，可以说句句都正中中国的软肋。如果中国的政策制订者和经济学家认真研读了凯恩斯的著作，他们应该意识到，自己正走在他当年深感忧虑的道路上，这条道路将导致经济长期不均衡，充分就业长期无法实现，经济效率长期低下。从凯恩斯本人的著作中，我能够得出的最肯定的结论，就是中国绝不应该采取所谓的凯恩斯主义，作为经济指导方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