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3 个回复 | 最后更新于 2017-08-22
911事件，开始左右互搏
不到这一学期结束，事件的影响已经式微。转眼到了2001年“9•11事件”。
我当时是在东北旅行，消息传来时，正和亲戚朋友们一起吃饭。当时所有人的反应都较平静，没有谁很高兴，更没有谁很愤怒。大家谈着这件事似乎就象在说一起普通的交通事故，而不知道此时网上民族主义者和自由主义者已经为此打得不可开交。原因还是一样，意识形态对普通民众来说是较遥远的事物，他们的思考大多出于最朴素的逻辑，没有那些愤/青和自由主义者想得那么复杂。而我呢，我只是在思考该事件之后美国会有什么反应。然后我对在座的人说了这样两句话：塔利班要倒霉了，萨达姆要倒霉了（后来的事实证明，我的判断很准确）。
一年后，我在天涯社区《关天茶舍》的9•11一周年“辩论会”上，发了篇名为《既种恶因，必有恶果》的帖子，大致是说美国对外政策的失当，是导致这幕浩劫的主要触发原因，结果引起许多自由主义者的不满，认为我是在为者开脱，是在否认“普世价值”。
其实我在理论上始终是“普世价值”的坚决支持者。但在具体的国际问题上，却从不将“普世价值”作为参考系数。比如不久后我又在同一个论坛发了篇名为《高于》的帖子，认为从法理上讲，一国不能以的名义肆意践踏，他国出于维护的考虑，理论上可以干涉他国的（这文章的论点其实也有待补充）。结果很黑色幽默，原来支持我的左派网友又反过来指责我为美国的霸权主义张目，原来反对我的自由主义者却齐刷刷地站到我这边。最后我不得不解释说，我和大家不一样，我是骑墙派，不讲意识形态。最后为了证明这点，我又发了个帖子，叫《自由左派》宣言，其实也就是骑墙派宣言。
第二次伊拉克战争，又和自由主义者吵架
要说我从不在国际问题上考量意识形态那也太绝对了，比如次年的伊拉克问题上，我就不得不和许多人讲起了意识形态。
和以前一样，在对伊拉克战争的问题上，大多数自由主义者又习惯性地站在美国一边，民族主义者和左派再度联手站在反战（或曰反/美）的一边。我在理论上和国内问题上始终是倾向自由主义的，但我说过，在具体的国际问题上，我会把它丢在一边，所以我虽写下了《高于》，但这只是局限于理论性的探讨，一遇到具体问题，我只看实际已经出现的情况，以及可能造成的结果。
在那次事件中，我一开始就不认为美国是单纯地为了“救民于水火”而发动战争，其背后肯定有利益考量。而战争又是不可测的，它必将造成无数灾难。且战争的结果未必如美国和国内自由主义者所料：是带来多数人的福祉，也可抑制（至今伊拉克仍不安宁，甚至面临分裂——如果美军一下全部撤走的话）。所以我又站到了那些自由主义者的对立面——尽管对立面中有我许多朋友。
现在要具体说一下我这么思考的原因了。我认为当代任何国家在考量国际事务时，都是将国家利益放在首位，而且尤其是那些代议制国家。这也是理所当然的，既然是民选政府，自然要将选民的利益放在第一位，不会拿着纳税人的钱乱来。考虑选民利益，就要尽可能在国际事务中将国家利益最大化，保护和增加选民利益。即使真想劫富济贫，也是要在满足了国家利益的前提下。比如为什么美国要对索马里的埃迪德同学妥协呢？那里的民众不是比伊拉克人更凄惨吗？为什么2002年才教训塔利班呢？早干嘛去了？他们不是很早就把阿富汗拖入中世纪了吗？
首先是因为国家利益，甚至其次还是国家利益。在代议制国家，选民利益和国家利益是休戚相关的，认为美国是活雷锋，会到处无私奉献，道理上是自相矛盾的。说得不客气一点，支持美国入侵的人其性质和1956年支持前苏联入侵匈牙利的中国人一样，都很傻很天真。或许用下面的方式表述会更准确一点：美国的一些军事行为客观上可能会有助于某国更快地走出专制状态，比如对日本的占领。但这样皆大欢喜的事例毕竟不多。
我与网友在伊拉克战争上的争论，后来一部分转入纯理论的探讨，这就是我说的“不得不和许多人讲起了意识形态”。
那时参与的人很多，支持战争的有王怡、秋风，民间学者陈永苗也是反战的，大多数时候在以一敌二，同样反战的闲言同学间或着掺乎一下，我因为自感功力尚浅，怕说错话丢人，所以做多就是偶尔进去搅和一下，大多数时候是在换着马甲，和一个网名叫“绝对瞎掰”的捣蛋鬼一起在各大论坛和挺站的自由主义者打嘴仗玩，争论的余沫现在在网上还能百度到（此后加入争论的人越来越多，甚至连杨小凯（已故）、季卫东、刘晓波、徐友渔这样的大老也纷纷摆开擂台，各抒已见）。主要争论点在于，一个的合法性问题，以及外力推翻这个是否“合法”。这基本只是属于自由主义语境内的争论，左派们则在忙不迭的集体签名反战（其实只是反/美）了。
这场争论后，因为工作繁忙，我在网上逐渐低调，很少再参与诸如此类的大讨论，包括当下的这轮风波。
回顾这些往事，我不由感到很庆幸。尽管曾经有过一段幼稚期，但很短暂。然后经过自学迅速走向成熟，能较早地在对国际的判断中免于受意识形态观的骚扰，并且学会区分国家利益和政府利益的区别，不会总会因为意识形态将两者混淆起来，等同待之。好像最初的那次和反/美游行的擦肩而过。现在我可以仔细说它的隐喻了，其实也就是和意识形态式思维，或者说屁股式思维的擦肩而过。上帝不让我们有缘，在意识形态摇旗呐喊的那刻，他老人家让我在一个安宁的环境中继续着对知识的积累，和与众不同的思辨。随后我出关了，但狂飙已经平息，除了地上的些许痕迹，一切如常。
那么在随后的这些争论中，作为骑墙派的我又有怎样的总体感受呢？简单的说就是下面这些话：
每个人都有表达自由，对各种在理性范畴内的表达，即使和你意见相左，也不应恶言相加。尊重并捍卫每一个人出于真诚的表达，才是一个真正的自由主义者应有的态度。当然，我想民族主义者和左派也应该有这样的底线。
完
2008-4-19
不到这一学期结束，事件的影响已经式微。转眼到了2001年“9•11事件”。
我当时是在东北旅行，消息传来时，正和亲戚朋友们一起吃饭。当时所有人的反应都较平静，没有谁很高兴，更没有谁很愤怒。大家谈着这件事似乎就象在说一起普通的交通事故，而不知道此时网上民族主义者和自由主义者已经为此打得不可开交。原因还是一样，意识形态对普通民众来说是较遥远的事物，他们的思考大多出于最朴素的逻辑，没有那些愤/青和自由主义者想得那么复杂。而我呢，我只是在思考该事件之后美国会有什么反应。然后我对在座的人说了这样两句话：塔利班要倒霉了，萨达姆要倒霉了（后来的事实证明，我的判断很准确）。
一年后，我在天涯社区《关天茶舍》的9•11一周年“辩论会”上，发了篇名为《既种恶因，必有恶果》的帖子，大致是说美国对外政策的失当，是导致这幕浩劫的主要触发原因，结果引起许多自由主义者的不满，认为我是在为者开脱，是在否认“普世价值”。
其实我在理论上始终是“普世价值”的坚决支持者。但在具体的国际问题上，却从不将“普世价值”作为参考系数。比如不久后我又在同一个论坛发了篇名为《高于》的帖子，认为从法理上讲，一国不能以的名义肆意践踏，他国出于维护的考虑，理论上可以干涉他国的（这文章的论点其实也有待补充）。结果很黑色幽默，原来支持我的左派网友又反过来指责我为美国的霸权主义张目，原来反对我的自由主义者却齐刷刷地站到我这边。最后我不得不解释说，我和大家不一样，我是骑墙派，不讲意识形态。最后为了证明这点，我又发了个帖子，叫《自由左派》宣言，其实也就是骑墙派宣言。
第二次伊拉克战争，又和自由主义者吵架
要说我从不在国际问题上考量意识形态那也太绝对了，比如次年的伊拉克问题上，我就不得不和许多人讲起了意识形态。
和以前一样，在对伊拉克战争的问题上，大多数自由主义者又习惯性地站在美国一边，民族主义者和左派再度联手站在反战（或曰反/美）的一边。我在理论上和国内问题上始终是倾向自由主义的，但我说过，在具体的国际问题上，我会把它丢在一边，所以我虽写下了《高于》，但这只是局限于理论性的探讨，一遇到具体问题，我只看实际已经出现的情况，以及可能造成的结果。
在那次事件中，我一开始就不认为美国是单纯地为了“救民于水火”而发动战争，其背后肯定有利益考量。而战争又是不可测的，它必将造成无数灾难。且战争的结果未必如美国和国内自由主义者所料：是带来多数人的福祉，也可抑制（至今伊拉克仍不安宁，甚至面临分裂——如果美军一下全部撤走的话）。所以我又站到了那些自由主义者的对立面——尽管对立面中有我许多朋友。
现在要具体说一下我这么思考的原因了。我认为当代任何国家在考量国际事务时，都是将国家利益放在首位，而且尤其是那些代议制国家。这也是理所当然的，既然是民选政府，自然要将选民的利益放在第一位，不会拿着纳税人的钱乱来。考虑选民利益，就要尽可能在国际事务中将国家利益最大化，保护和增加选民利益。即使真想劫富济贫，也是要在满足了国家利益的前提下。比如为什么美国要对索马里的埃迪德同学妥协呢？那里的民众不是比伊拉克人更凄惨吗？为什么2002年才教训塔利班呢？早干嘛去了？他们不是很早就把阿富汗拖入中世纪了吗？
首先是因为国家利益，甚至其次还是国家利益。在代议制国家，选民利益和国家利益是休戚相关的，认为美国是活雷锋，会到处无私奉献，道理上是自相矛盾的。说得不客气一点，支持美国入侵的人其性质和1956年支持前苏联入侵匈牙利的中国人一样，都很傻很天真。或许用下面的方式表述会更准确一点：美国的一些军事行为客观上可能会有助于某国更快地走出专制状态，比如对日本的占领。但这样皆大欢喜的事例毕竟不多。
我与网友在伊拉克战争上的争论，后来一部分转入纯理论的探讨，这就是我说的“不得不和许多人讲起了意识形态”。
那时参与的人很多，支持战争的有王怡、秋风，民间学者陈永苗也是反战的，大多数时候在以一敌二，同样反战的闲言同学间或着掺乎一下，我因为自感功力尚浅，怕说错话丢人，所以做多就是偶尔进去搅和一下，大多数时候是在换着马甲，和一个网名叫“绝对瞎掰”的捣蛋鬼一起在各大论坛和挺站的自由主义者打嘴仗玩，争论的余沫现在在网上还能百度到（此后加入争论的人越来越多，甚至连杨小凯（已故）、季卫东、刘晓波、徐友渔这样的大老也纷纷摆开擂台，各抒已见）。主要争论点在于，一个的合法性问题，以及外力推翻这个是否“合法”。这基本只是属于自由主义语境内的争论，左派们则在忙不迭的集体签名反战（其实只是反/美）了。
这场争论后，因为工作繁忙，我在网上逐渐低调，很少再参与诸如此类的大讨论，包括当下的这轮风波。
回顾这些往事，我不由感到很庆幸。尽管曾经有过一段幼稚期，但很短暂。然后经过自学迅速走向成熟，能较早地在对国际的判断中免于受意识形态观的骚扰，并且学会区分国家利益和政府利益的区别，不会总会因为意识形态将两者混淆起来，等同待之。好像最初的那次和反/美游行的擦肩而过。现在我可以仔细说它的隐喻了，其实也就是和意识形态式思维，或者说屁股式思维的擦肩而过。上帝不让我们有缘，在意识形态摇旗呐喊的那刻，他老人家让我在一个安宁的环境中继续着对知识的积累，和与众不同的思辨。随后我出关了，但狂飙已经平息，除了地上的些许痕迹，一切如常。
那么在随后的这些争论中，作为骑墙派的我又有怎样的总体感受呢？简单的说就是下面这些话：
每个人都有表达自由，对各种在理性范畴内的表达，即使和你意见相左，也不应恶言相加。尊重并捍卫每一个人出于真诚的表达，才是一个真正的自由主义者应有的态度。当然，我想民族主义者和左派也应该有这样的底线。
完
2008-4-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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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后就到了1999年5月，那时我已经从伟大的工人阶级蜕变到为属于小资产阶级的自由职业者，或者很忙，或者闲得发慌，闲了就经常整天整天地去泡上海图书馆。
5月9日那天大致也是如此，约下午2点左右到场，找了几本书埋头啃读，浑然不觉窗外之事。直至管理人员来清场才起身离开。
到了图书馆外的大街上，那是淮海西路，发现路面上有些乱，感觉好似刚刚举办过一场大型促销会，纸屑矿泉水瓶一地，心下不免奇怪，但也没去深究。等上了公交车，看到一坐在座位上的男子手里拿了张《新民晚报》，正盯着头版拼命看，我顺着他的眼光看到一条非常醒目的黑色粗体标题，这是很罕见的，因为当时《新民晚报》的头版头条一般不会这么处理，于是也仔细盯着看。这一看不得了，原来咱们的驻南联盟被北约炸了。随即听边上有乘客说，大学生刚刚结束在美国领事馆——也就是在图书馆边上的游行（这也可以看作是70后第一次登上舞台，和当下的XZ事件，80后第一次登上舞台一样突然）。
我先是感到震惊和愤怒，都被炸了，这还了得，帝国主义欺人太甚！随后不知如何感到有些不可思议，就在刚才，爱/国学生还在离我不远处捍卫国家尊严，而我让把自己躲在房间里拼命读书。窗外的壮怀激烈，和窗内的平静如素该是怎样鲜明的反差。
不过我没有花时间去体会里面（即使只是巧合的）奇妙的寓意，因为当时是赶着去夜校上课。到了教室来自各行各业的同学也正在谈论北约的暴行，一位姓万的同学愤愤不平地说：我们要还击，要和美国对着干。班主任严老师淡淡一笑说：打过去不可能，中国没有这个能力，现在只能通过外交途径解决，然后就是和俄罗斯再靠得近一些。众同学觉得有理。
我现在要仔细分析一下当时的心情。我确实很同学们有一样的愤怒。我发现很多人认为，这种针对国外的愤怒是代表着人们在维护某一种意识形态和某一个阶层，但就当时的我而言，其实远没有这么复杂。这种愤怒和意识形态无关，只是因为我是将视作中国在国外的象征，炸了，就等随炸了中国（从法理上其实也是）。我想我那些同学的愤怒也大多源出于此。这里的中国不是法理上的中国，也不代表某种意识形态和政府，只是建立在文化、历史沿革、民族、国土等概念上的混合物。就如同我们说“未来”，不是说后天或者大后天，而就是指希望的愿景。这种情感纯出于朴素，是自然而然的，只要个人认为自己和这个文化、历史沿革、民族、国土等概念上的混合物与自己有密不可分的关系，自然会因为它的被伤害而怒不可恕。
愤怒未可厚非，天经地义。所应该注意的只是人们对伤害的原因几乎处于一无所知的状态，故容易被首先接触到的信息引导向一边。
1999年的时候，我的思想已经有了较明显的转变，读了许多、哲学以及历史方面的书，对一些历史问题和现实问题也都有较清晰的了解和判断，不再仅信一面之词，而是尽可能去寻求真相。那位严老师其实也和我类似。还在1998年，严老师在课堂上说了一句：各位同学要想对当今的中国有比较深刻的了解和认识，还需要六到七年时间。我一听就知道他是我辈中人，一下课就走到他身边轻轻说：六七年对有些人来说太短，但对另一些人来说可能太长了。他听了先是一怔，然后与我相视一笑。
我说这些其实是想强调，我向不将意识形态渗入对国际事务的判断中去，我的愤怒是天然的反应，而且很快就为理智所取代，开始思考轰炸背后的原因，包括我的同学们很多也是。这是普通百姓中很常见的情形，尤其是那些受过一定教育，也在承受一定生活压力的人们，民族主义不会左右他们所有的判断和思考。
待续